战略管理案例 | |||||
李嘉诚父子的胜利亚洲的一些经济评论家认为，香港以李喜诚为代表的那些靠地产、航运、港口致富的传统型富豪，将很快被知识经济时代所淘汰。但是…… 一、世纪之交的三大神话 第一大神话，一只“橙子”值千亿。1996年，李喜诚控股的和记黄埔在英投资，组建了电讯公司ORANGE（橙子）并上市，总投资84亿港元。在此之前，ORANGE经营一直亏损，1998财政年度的亏损为98万镑，但电讯业务渐入轨道。客户基础不断扩大，成为英国排名第三的移动电话经营商。在此基础上，和黄决定分拆上市，赚回41亿港元特殊收益，将以前投资收回过半。1999年，又以1130亿港元为代价，出售ORANGE四成多股份给德国电讯财团，并与该财团进行换股，成功入主德国电讯财团，成为单一持股的最大股东。在这笔交易中，李喜诚的成本几乎是零，而回报是1000多亿港元的现金和大笔的股权。 第二大神话，盈动演出“蛇吞象”。1999年5月3日，李喜诚的小儿子李泽楷旗下的盈科拓展集团收购了原来市值不足一亿港元的壳股“得信佳”，将其改名为盈科数码动力，复牌后，股价由6.8港元一路飙升，直至28.5 港元，在短短十个月内，市值升至2200亿港元，市值居全港第6位。其后，盈动在资本市场上动作频频，颇有呼风唤雨之势，不久前盈动终于亮出大手笔，斥巨资收购香港电讯——香港电讯是一家上市公司，目前市值为3140亿港元，而盈动仅为2063亿港元，购并后的新公司市值将近5400亿港元，成为香港第三大互联网公司。 第三大神话，“汤姆”出世万人空巷。眼前父亲和弟弟成为了新的“网络英雄”，李家传统产业的接班人李泽钜也坐不住了，李泽钜早就想通过长江实业、和记黄埔投资十亿美元搞一个综合性门户网络。1999年12月7日，他花了2000万港元终于从美国vortexx那里买到了他想要的域名：www.Tom.com。12月16日正式推出，其注册用户短短两个月里就超过了4万人，新生的汤姆备受关爱，香港创业板为它预留了8001的号码，联交所先后害免了对该公司经营超过两年，上市申请满25个交易日等例行要求，将其公众股以最快的速度推向市场。2月23日汤姆出售4.28亿新股，香港上演了万人空巷认购汤姆的场面，认购人数超过40万人，超额认购约为1500倍，超过了两年前疯狂抢购“北京控股”的水平，1.78港元的招股价，被“一级半”市场 狂炒到10港元，上市首日终盘价飙升了335.4%，创下了创业板上市首日涨幅的纪录。 二、为什么要购并香港电讯 李泽楷曾表示，香港电讯的现有人才是吸引他并购香港电讯的原因，这个说法应该不会是言不由衷，但是，它恐怕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了解了盈动的发家过程之后，我们才能分析它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和别人抢购香港电讯。 最乐观的估计是，盈动目前每股净资产不超过0.7港元。“数码港”本身是个地产项目，一次性开发完了后就基本上没有多少油水了，而且，该项目的效益得等到数年后才能看到，所以，盈动很可能在2000年还是亏损的，如果是赢利了，其市盈率将要高达数千倍。 对一个传统企业来说，这样的经营状况根本不足于支持那么高的股价。要维持高股价，对盈动来说，只有两条路：其一，继续高高地扛着互联网新经济的大旗，维持一个“高科技”的形象；其二，迅速地产生一定的利润，维持“高成长”的形象。 在这一条路上，盈动可以说几乎发展到极致了。好在香港人炒股惟美国人之马首是瞻，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既有亏损的，也有高达数千倍市盈率的，这给盈动帮了不少忙。 入主得信佳之后，盈动不断地和世界著名高科技企业换股，不断地并购和发起成立互联网公司，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自己“高科技”的形象。 未来的盈动也也许会类似于一个大型风险投资基金，不断地投资和并购高科技企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把某些公司推到资本市场上去，就像SOFTBANK投资雅虎一样。 除了“高科技”的形象外，盈动现有的另外一笔宝贵财富是它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前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现在盈动任副主席的袁天凡，原香港电讯管理局总监，现任盈动总经理的艾维朗，此外还有从数码通挖过来的伍清华等。 但是，这一切说得再好也都是“概念”的成分多一些，对偏好实在的人来说，显得不是那么有吸引力，这也是大东电报局为什么不大愿意接受盈动股票的原因。 所以，对盈动来说，迅速提高业绩就显得非常重要。要提高业绩，最现成的办法就是购并赢利能力比较强的企业。 香港电讯显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并购对象，首先因为电讯的互联网的联系本来就比较紧密，并购这样一个企业并不会对盈动“高科技”的形象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香港电讯的盈利能力很强，如果能把其一部分业绩注入盈动，至少在帐面上看来，盈动的业绩得到了迅速的改善。 一个20多倍市盈率的企业（香港电讯股价20多港元，每股赢利1港元左右）和一个数千倍市盈率企业的结合（如果盈科不再亏损，并因此而有了所谓的市盈率的话），势必会大大改善后者的财务报表。这恐怕是盈动并购香港电讯的根本动因。 三、走向多元开放的家族资本 李氏家族的成功，主要并不是由于其家庭制的管理，恰恰相反，正是跳出家庭管理的公司制，才是不断提高产业层次、扩大产业规模、实现跳跃式发展的重要因素。李氏家庭的长江实业从开始募股，进而上市，成为社会公众性公司、已有数十年之久。现在李氏控股八家上市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由传统的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同一的家庭管理，向两权分离的公司制管理转变。董事会集体决策，总经理负责日常管理，已形成制度。作为董事长，李喜诚本人除从长江实业公司领取不到5000港元的薪金之外，从不到其它上市公司领薪。当然，作为股东，碰上好年景，他一年从这些公司分到的红利，就达1.6亿美元。 二是高薪聘请高级管理人才，包括上市公司总经理、非出资人担任的独立董事，以提高公司的经营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益。李氏资产庞大，经营项目林林总总，如果不是旗下不乏业务专才和管理专家，单凭其父子三人，是怎么也管不过来的，一个人纵使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更何况从传统的产业层次转向以高科技为主的新型产业，更加离不开学有专才的科技精英。舍得出高薪借用外脑，是李嘉诚家庭资本得以蓬勃发展的要诀。 三是积极谋求向社会资本开放，这是李嘉诚家庭资本迅速扩张的重要途径，也是近期连续成功创造网络神话的关键因素。过去，一些华人家庭企业不愿意与人合资，更不愿意上市融资，主要是怕别人会来分享企业利润，肥水流向外人田。李嘉诚家庭不是这样。拿李泽楷来说，他的盈科数码动力借壳上市和购并香港电讯，无异于空中着陆，靠的是资本市场的支持。盈动的前身市值不足1亿港元。并没有任何实质性业务，自盈动推出发展数码港计划，并成功借壳上市之后，短短数月间，盈动概念成为香港股市一颗耀眼的明星，市值上升到2000多亿港元。尤其是此次盈动以小搏大。成为香港电讯最大的单一股东，取得了企业的控股权，更是商业领域中成功的蛇吞象个案，所以，与其说上帝使李嘉诚家庭靠网络火了起来，还不如说资本市场的魔棒使他们得以成功演绎收购兼并的神话。 评点：（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李嘉诚家庭在网络产业的崛起，其社会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就家庭企业而言，李氏家庭资本不仅是同社会资本的广泛融合方面，而且在不放弃有利于自己实行有效管理的控股管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现代资本运作方式的方面，有许多内容是值得国内那些开始在资本经营管理上产生矛盾或暴露不足的家庭企业审视借鉴和深刻反思的。其次从网络产业来说，李嘉诚父子作为富有经验的实业家，毕竟与初出茅庐之辈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橙子”还是盈动、汤姆，他们更注重的是虚拟概念向实质经济的转变和升华。此次拿下香港电讯，将立即拥有一个完整的事业基础，行家讲，这叫上岸了，相信这也是科技概念和网络概念今后的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李嘉诚家庭作为昔日传统产业的代表，以自己的成功实践提供了由旧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典范。
·《管理案例博士评点》 代凯军编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联想的“大船结构”管理模式1984年11月1日，联想集团公司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正式创立，中科院“一院两制”正式实施，计算所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 一、从“提篮小卖”到“一叶小舟” 1、“提篮小卖”。公司刚成立时，除了20万元的投资，20平方米的房子，11个人之外，几乎是一无所有。11个人挤在两间原是传达室的平房里，没有招牌，没有门市部，也无需门市部，因为他们事实上也同有产品可供销售。 由于缺乏资本，他们想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资本原始积累，他们积累资本的办法是，为人家维修机器，讲课，帮人家攻克技术难题，做销售维修代理等。 几个月过去了，他们居然赚了70万元人民币和6万美元，他们笑了。这是他们资本积累的第一大战果。通常的原始积累是疯狂榨取别人，而他们这些书生则是疯狂地榨取自己。这70万元为他们开发拳头产品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后来，柳传志把创业初期的这一段拼搏形象地戏称为“提篮小卖”。 2、“一叶小舟”。联想自成立起，始终坚持一个宗旨：“以科研成果为国民经济做贡献”。当时，我国进口了几十万台PC微型机。由于文字障碍和懂得计算机科学的人员有限，大批微机闲置或只顶一台打字机用，原因在于计算机“汉化”这个国际关注难题上。公司领导敏锐地看到微机汉化与各项事业的紧官关系，只要能使计算机网络彻底汉化，就能赢得用户，打开市场，为社会作出贡献。于是，他们五六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干起来。1985年11月，“联想式汉卡”正式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的鉴定。国外学者认为，“中科院计算所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居世界首位”，是“对中文发展的一大贡献”。联想集团公司最先由开发联想汉卡开始，公司也由此而得名。 经过几年奋斗，联想已开发出156项计算技术实用产品，有明显经济效益的27项，公司自制产品和二次开发的产品占总营业额的80%以上。公司开发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全国各地，有些还远销国际市场。同时，公司的资产、人员、营业额、税利等也在迅速增长。但是，公司总裁柳传志却认为，联想“还只是一叶飘零小舟，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他明确提出：“争取在几年内创办成全国第一流的外向型计算机企业，为国民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1988年公司便制定并实施了一个海外发展战略。探索进军海外市场的途径。 二、进军海外市场 创建外向型高科技企业是联想的目标。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联想制定了一个海外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主要包括“三步曲”和“三个发展策略”。 1、三步曲。第一步，在海外建立一个贸易公司，进入国际流通领域，目的是了解海外市场行情，摸索商业规律，积累资金，特别是寻找开发外向型产品的突破口。1998年4月，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开业时仅投资90万港币，3个月就收回全部投资，第一年营业额高达1.2亿港币。第二步，建立一个有研究开发中心，有生产基地，有国际经销网点的跨国集团公司。这是整个外向型事业的重心所在，是关键的一步。1989年11月14日，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是实现这一步的重要标志。第三步，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形成规模经济，努力跻身于发达国家计算机产业之中，这三步曲于1993年实现。 2、三个发展策略（海外发展战略） “瞎子背瘸子”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即取其优势互补之意。香港联想公司是由3家各有优势的公司合资而成，其中，香港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另一家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行的法律保证和紧实的贷款来源。北京联想公司的优势在于技术和人才实力在香港无与伦比。在海内外产业结构上，联想也运用了互补原理。香港是国际贸易窗口，信息灵敏，渠道畅通，适合于搞开发和贸易，而生产基地则需要建在内地，因香港地皮、劳动力昂贵。同时香港移民倾向严重，缺少高技术人才。基于这种情况，公司决定派一批高技术人员在香港成立研究开发中心，而把生产基地主要放在国内。 “田忌赛马”的研究开发策略。战国时代齐国有个田忌与齐威王赛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最后三局两胜。现在联想的做法是，摸准市场需求，选准突破点，集中优势兵力，断其一指。当时286微机在欧美有极广阔的市场，而充斥这个市场的主要是台湾和韩国的产品，联想微机可以与他们较量。从技术上说，在国际市场上286属于中马、下马的范围，联想决定拿出上马来和他们对阵。于是公司投入较为充裕的资金，调动一流技术人才，在认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类型的286之后，运用先进的设计思想，选用国际通用的、集成度最高的、最新生产的元器件，使设计出来的机器成为上乘产品，性能远远优胜于台湾、韩国和香港当地的产品。 “汾酒与二锅头酒”的产品经营策略。公司领导几次去欧美计算机展览会，几乎没有看到中国的产品。由此他们认识到，要想跻身国际市场就必须优质低价。由于公司技术和人才实力强，国内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联想286可以说达到了“汾酒”的质量，但卖的是“二锅头”的价格。这使联想产品挤进了国际市场。 经过几年进军海外市场的实践，联想亲身体验到开创海外事业的艰难。海外产品更新换代的突发性，海外用户对产品要求的苛刻程度，价格竞争之激烈，企业间倾轧之残酷等等，都远远超出国内科技人员的想象力。海外计算机市场之战，说到底是技术的较量，智慧的较量，意志 的较量，真正的“刺刀见红”的拼杀。联想研制286微机几乎投进去一半家产，整个过程也是几起几落。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但是，以柳传志为首的公司决策层清醒地知道，海外市场就像是一片汪洋大海，随时都会掀起惊涛骇浪。在这样的汪洋大海中，企业之“船”要想稳稳当当地到达胜利的彼岸，依靠短桨轻划的飘零“小舟”是绝对不行的。必须铸造能抗惊涛骇浪的“大船”。 三、“大船结构”管理模式 联想的决策者认识到，没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企业就成不了气候，也就无从谈起进军海外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提出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使之产生1+1＞2的总体效益。 1、“大船结构”。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集中指挥，分工协作”，具体包括四层意思： 集中指挥，统一协调。公司以开发、生产、经营三大系统为主体，围绕这三大主体，公司设置了一个决策系统，一个供货渠道，一个财务部门，实行人员统一调动，资金统一管理。根据市场竞争规律，企业内部实行目标管理和指令性工作方式，统一思想，统一号令，接近于半军事化管理。 “船舱”实行经济承包合同制1988年起，公司按工作性质划分了各专业部，比如业务部下设：汉卡、微机、网络、小型机、CAD工控、软件、资料等专业部，实行“船舱式”管理，任务明确，流水作业，有利于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实现按劳分配，调动职工积极性，体现企业主人翁地位。 逐步实现制度化管理。从1998年起，公司开始完善各种企业管理制度。比如，财务制度、职工培训制度、干部聘任制度、库房管理制度等等。着力进行规范化企业管理。为创建大规模外向型企业作准备。实行制度管理，使各“船舱”衔接起来，既要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又要顾人整体目标和利益，制度化管理使企业不但有了强大的动力机制，同时也建立起一套企业约束机制，以保证企业高速正常动转。 实行集体领导，董事会下设总经理（总裁）室。总经理室四名成员，两个在香港，两个在国内，实行海内外统一指挥。公司高度重视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带头作用。由于领导班子成员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思想基础，又配合默契，使总经理一班人成为公司的坚强核心，在职工面前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并保证了企业决策的正确性，避免在竞争中产生失误 和失利。 2、“大船文化”。“大船文化”是联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创建新兴科技企业的过程中提炼升华而成的，大致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 灌输全新的价值观，一是提出“讲功劳不讲苦劳”的价值观，即对科技人员的评价不是以学历、资历和成果鉴定会评价为依据，而是以实际贡献为依据，要求科技人员发挥实际作用，创造经济效益；二是提倡“研究员站柜台”，要求开发人员跟踪市场，完善产品，直到产生效益；三是要求开发人员强化市场观念、用户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另外，公司对职工的要求是德才兼备，综合评价，既忠诚，又精明。公司任人唯贤，量才用人，亲仇不避，不计较个人恩怨。 树立事业上的共同理想，“创办计算机企业，跻身国际市场”，是联想人的共同理想，共同的理想，宏伟的目标，是联想集团凝聚力的根源所在。 铸造集团公司的整体意识。“同舟共济”、“协同作战”、全局意识、合作意识等等，是联想集团的主导思想。公司极力反对内部分裂，反对小山头、小摊贩、小作坊和部门所有，倡导透明的人际关系，强调内部凝聚力，引发向心力，视团结如生命。 塑造高科技企业的社会形象。联想集团把产品质量、公司信誉和售后服务视为企业生存的三大基础。公司投入2/3的人力和相当大的财力用于保证产品质量和产品服务，并提出“用户是我们的皇后”，“信誉比金子还宝贵”，产品开发、生产、经销“全过程质量控制”等口号，并认真实施，坚决落实。 弘扬拼搏创业的公司精神。联想集团有句著名的口号：反民“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公司制定目标、计划的时候，慎重小心，稳扎稳打。一旦目标确立，就要发扬轮番拼钉的精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公司号召大家既然上了“大船”就要断绝退路，拼命向前！“ 四、面向未来 为把联想办成一个长久的、有规模的高科技企业，最终成为具有世界级水平的高科技产业集团，联想制定了企业发展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远期目标是在2010年之前以一个高技术企业的形象进入世界500家最大企业之中；中期目标是到2005年左右。完成100亿美元的营业额，逐步逼近500家的人选范围；近期的目标是到2000年完成经营额30亿美元，进入世界计算机行业百强60名以内。 提出这一战略的依据有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国内微机市场。由于IBM、COMPAQ这些世界级的公司受WINTEL模式的限制，在主要技术性能上已无法有大的发挥。而在次要的技术性能上，联想凭借其对中国用户特殊要求的掌握和在成本、服务网络上的优势，市场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个方面是国内系统集成领域。由于中国的特殊环境，使得在应用软件开发和服务网络的建设方面，国内比国外公司具有优势。又由于这是个技术性很强的领域，长期做下去会使这种优势扩大和难以动摇。 这三个方面是代理销售领域，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外国公司的各种先进设备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市场，代理这个行业将长期存在下去。 第四个方面是面向国际市场开发生产销售PC机的主机板。这部分市场过去被认为是“鸡肋”，美国、日本由于人工成本较高都放弃了。实际上在芯片（CPU）发展到奔腾（586）以后，主机板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个元器件都成了一个小小的发射源，设计难度增加了，对生产设备的要求提高了，毛利也随之大幅增加，联想集团看准了这个机会，通过控制成本提高净利，以此为保底市场，以期进入芯片研发生产领域。这部分业务是联想集团凭借研发力量进入世界市场的试点。 这四个方面的业务是联想集团实现2000年30亿美元经营收入的最重要的途径。除此之外，精明的联想人还准备了两支‘伏兵’，用以保证既定战略的顺利实施。第一是新开发的工业项目，如CDROM、可换盘组硬磁盘、大屏幕显示器等等，在海外合资建厂并销售；第二是在广东惠阳建立了一个联想科技园，逐渐形成规模。这两方面被联想人笑称为“锅里的饭”，和电脑、系统集成、代理分销以及板卡制造四个“碗里的饭”，共同形成联想集团决胜21世纪的巨大优势。
联想集团创造了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融汇在整个案例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善于制定并实施企业的发展战略。从1988年开始，联想就制定并实施了一个海外发展战略，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1998年，联想又制定了一个面向未来（2010年）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和策略，这一战略正在有效地实施之中。 3、强调科研成果要产业化、商品化、效益化，他们提出“讲功劳不讲苦劳”的价值观，强调对科技人员的评价不是以学历、资历、成果鉴定会评价为依据，而 以实际贡献为依据。要求科技人员强化市场观念、用户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发挥积极作用，创造经济效益。 4、创立贸、工、技产业发展道路，建立开发、生产、销售、信息、服务五位一体的良性循环的产业结构。由于联想创立之初只有2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所以必须走贸、工、技的产业发展道路，这既是联想的特点，也是联想的创造。 5、建立“集中指挥、分工协作”的“大船模式”。联想的决策者认识到，没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企业就成不了气候，形不成产业，也就无从谈起进军海外市场。于是，他们实行了“大船结构”的管理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中国的麦当劳之梦：“烧鹅仔”广东的惠州，历史上又叫鹅城，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惠州城里靠烧鹅吃饭的人特别多。 1982年，一个叫林伟成的18岁大男孩也加入了卖鹅的行业。他为人热情，做买卖诚实，烧的鹅味道又好，没几年他开的鹅档就成为惠州销售最好的烧鹅档，父老乡亲送了他一个亲昵的别名——“烧鹅仔”，意即“卖烧鹅的小伙子”。时间一长，他的本名反倒被许多人忘记了。 15年后，23家以“烧鹅仔”为招牌的酒店开到了北至哈尔滨，南至海口，东至上海，西至兰州的全国近20个大城市。这些酒店的经营方式很特别——没有菜谱。时时轮换的几百种粤菜、潮洲菜、客家菜统统制成半成品，陈列在大型制冷柜里。生猛海鲜在水箱里游弋。所有菜点全部明码标价，让顾客根据自己的口味自选自配，厨房是透明的，顾客可以透过明亮的玻璃看到熊熊的炉火，看到蛇蟹鱼虾的宰杀，看到菜肴的烹制。一只只酱色鲜亮的烧鹅挂在竹档上，让人垂涎欲滴，每一家酒店的门口还站着两只瓷鹅，像人一样高，穿着黄色的马甲和短靴，绿色的衣裤，打着红色的领结，戴着红顶绿沿白底的礼帽，神采飞扬地招邀过往行人。 当年卖烧鹅的小伙子和他的事业一道长大了。惠州的父老乡亲送他的别名成了他的集团名字，成了中国饮食界一个声名赫赫的品牌。 林伟成出生在惠州一个贫苦的搬运工人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他是老五，泥里水里帮父母推车送货，烟中雾中，哥哥带他烧火做饭。还在孩童时，他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生活所需要的力量和坚韧。 1982年，林伟成从惠州市第四中学高中毕业。母亲用颤抖的手拿出多年积攒的300元钱，交给他去开一个烧鹅档，二姐夫用旧木板给他做了一个带轮的木桌，算是卖烧鹅的柜台。第一天他做了9只烧鹅，只卖了半只，他就从这半只烧鹅起步，开始了他的餐饮事业。为了把烧鹅技术学到手，他跑遍了惠州大街小巷所有的鹅档，后来又到省城广州拜师学艺。两年过去，他告别了集市上的小木桌，在惠州开起了数家快餐店，接着又承包租赁了惠州粤海、望潮、南坛三个酒家。1991年他组建了自己的餐饮企业集团，担任董事长，1992年他被评为“惠州市青年十杰。” 这时美国的麦当劳已经进入了中国数个大城市，和惠州相邻的深圳就是麦当劳在中国的第一个立足之地，但是这时麦当劳还没有进入林伟成的思绪。他刚盖起自己的新居，五层高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都透射出明晃晃的灯光，他还想在大堂里添两件雕塑，便请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讲师袁耀奇先生来设计并制作。一个很静的夜晚，袁耀奇先生给他讲了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世界一些大公司的故事，讲了它们运用“CIS”形象的设计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也讲了它们的历史及其在当代的迅速发展。 麦当劳对世界餐饮市场的强大的扩张性吸引住了林伟成，从此他成了麦当劳的常客。从树立在餐厅顶上那黄色的“M”字母标志，到坐在餐厅边上的那笑容可掬的卡通人物麦当劳大叔，都是他观察的对象，他观察麦当劳的服务和管理，观察麦当劳的餐厅陈设、员工制服、服务牌、音响、餐具——盛着冷热饮的纸杯，包裹着热腾腾汉堡包的纸盒和纸包，托盘、纸桶……以及一按就从木箱中滚出来的由顾客自取的吸管，就连餐厅里的垃圾箱他也翻过来倒过去地看过不止一遍。他一边品尝着粘稠的奶酪、微热的薯条、夹着涂了沙拉油的生菜和巨无霸，一边在思索：为什么美国麦当劳会风靡全球，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美食王国也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答案就是一个“快”宇，一个“精”字，还有一个价格适中。他开始意识到，在国内外激烈的竞争中，中国的餐饮业要想发展，就必须有所创新，有所改革，开办类似麦当劳这样的连锁店的想法开始萌发了。 1991年和1992年是惠州经济腾飞的时期，也是林伟成事业发展最顺畅的时期，到1993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在经济上实行宏观调控，喧腾在惠州这块宝地上的绚丽的泡沫开始消退。林伟成从自己的酒店中深切地感觉到了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天天食客盈门的酒店开始冷清了，起先收支尚能持平，接着就出现了亏损。为了挽回败局，他投资上千万去开商场和珠宝，结果也是血本无归。一些合作者在向他发难之后分手了，债主把煤气罐扛到他的办公室，声称再不还款便要点燃煤气与他同归于尽。银行不会用这种方式催款，但国家的权威和法律之剑比煤气罐有着更强大的威慑力。他家的那座五层小楼变得黯淡了，他的含辛茹苦了一生的母亲，为了节省开支，让人把全楼的电灯全换成了5瓦的，又处理掉了大堂里用于观赏的热带鱼。十几年积累下来的资本，不到一年就亏空殆尽，还欠下了2000万元的债务，外界纷纷传说：“烧鹅仔破产了！”“烧鹅仔逃跑了！” 然而就在烧鹅仔集团最困难的1994年，他到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了自己的商标。他担任主编，聘请专家着手编撰长达20万字的《烧鹅仔集团酒店管理标准》，以作为集团规范化管理的依据和员工的教材。他几乎跑遍广东所有鹅场，从几十种鹅中选择了乌棕鹅作为烧鹅仔集团烧的原材料，并创办了自己的养鹅基地。他是在这一年，他在惠州又开办了东平超级海鲜酒家，把他给中国餐饮业的探索和创新，把未来烧鹅连锁店的雏型，展示给国人，展示给中国社会。 1995年年初的一天，一位沉稳的中年男士走进了烧鹅仔集团总部，他便是深圳飞亚达集团的总裁门腾善。 原来，飞亚达集团在西安装修了一个高档酒楼，叫豪门酒楼。在全国各地寻找经营者，谈了十多家都没有谈成。有人向门腾善介绍了林伟成和他经营的酒家。 林伟成不讳言他如今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门腾善却从这个几乎可以当作小辈的年轻人对自己坦诚的诉说和剖析中，看到了他百折不挠的韧性和在餐饮业经营和管理上难得的才华，他力邀林伟成北上西安。烧鹅仔就这样走出了惠州，对于林伟成的烧鹅仔集团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转折点。 1995年夏末，机遇又一次青睐林伟成。在西安经营了几个月，林传成和豪门酒店吸引了当地一批企业家的注意，渐渐地他们成了朋友。这几位朋友合股在北京最大的居民住宅区——方庄小区租赁了一处楼房开酒店。一天，他们向林伟成提出一个请求：“到北京去！”林伟成一阵激动，这是他多年的宏愿。然而忖量之后，他又犹豫了：来西安之前，他的事业正处于最低潮，西安的成功仅仅是让他走了困境，尚不足以使他聚集起到首都开酒店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果然，当他返回惠州向集团董事会通报讨论这一议题时，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 然而北京对于林伟成实在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思前想后，他还是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飞机在首机场降落已是晚上9点，他在西安几位董事的陪同下直接去了方庄工地，他提出了自己对酒店经营的设想和合作条件，双方连夜起草合作协议，到签完字，已是第二天清晨。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北京烧鹅仔美食城于1995年10月28日开张，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方庄烧鹅仔开业20天后，三里河大都美食城的美国永胜集团老板找上门来要求合作，这样，北京就又有了一家烧鹅仔美食世界。1996年10月1日，是林伟成31岁生日，也是烧鹅仔在北京的第四家连锁店——天亚烧鹅仔美食城开业的日子。上午，他请来各界宾朋，在天亚主持了隆重的开业仪式。晚上，他在仟村酒店，和烧鹅仔的员工代表一道给自己过第二次生日，依然定做了一个高达1.68米的大蛋糕，蛋糕上依然写着：“伟成和祖国同生日”，而处境和心境已完全不同。 他高举酒杯，向员工们宣告：“感谢诸位对我的支持，在烧鹅仔全体员工的努力下，烧鹅仔终于走出了困境！”。1996年底，他被评为北京市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一。也是在这一年，他把烧鹅仔总部，从惠州迁到了北京。 林伟成依然任重道远。即便是在烧鹅仔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时期，他也仍然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艰难。然而，烧鹅仔的自选式餐饮，已经对国内的餐饮业产生剧烈的冲击和广泛的影响。如在北京，从老字号的高档酒店到街边的经济饭馆，都有袭用这种经营形式的。 如今烧鹅仔集团在全国的员工已达万人。每天，仍然有源源不断的企业上门要求合作。到1997年底。烧鹅仔在全国已开到40家，烧鹅仔集团同他人合作的四个条件是：不是3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不做；投资规模达不到1000万元不做；不打烧鹅仔的牌子不做；分红比例不达到满意比例不做。有人说，你不投资，可要占这样高的股份，合理吗？林伟成回答：“我前期已经投入了。我从零起步，到拥有1亿元资产，又把这1亿元完全赔进去，还亏损2000万元，这就是我的投入。我今天的企业品牌、名牌产品、商标、经营理论、管理模式，经历了10多年的摸索和积累，是在无数次失败中磨破出来的，这期间我不仅付出了巨大的资产代价，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代价。”不管林伟成的中国麦当劳之梦能否实现，在中国餐饮业的发展之路上，已经留下这个卖烧鹅的小伙子执着追求的足迹。 评点： 创业艰难可从林伟成的发展道路充分体会到，林伟成从小做大，创立中国烧鹅仔集团，实现自己的中国麦当劳之梦，其可贵之处有3点： 1、执着追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推着带轮子的桌子卖烧鹅到惠州市的十佳杰出青年，以至最后的烧鹅仔集团，其艰辛和所付代价是在他辉煌之后绝对看不出的。 2、善于学习思考：从树立在麦当劳大楼顶上黄色的“M”字母，林伟成除了羡慕之外，更多的想为什么麦当劳能风靡全球，而自己的烧鹅仔能从中借鉴什么？ 3、善于抓住机遇：当外界纷纷传说“烧鹅仔破产了”的时候，林伟成的北京方庄烧鹉仔却开业了。这时，林伟成的第二个创业高潮又到来了，当然，抓住机遇是需要勇气的。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亚洲硅谷：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近年，海外许多媒体都在关注新竹。《经济学人》杂志、《纽约时报》以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等都对它进行过报道。1995年的5月，美国《商业周刊》称新竹为亚洲的硅谷。美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还把它选为近年来全球发展最快的十大园区中的第一名。 新竹工业园区占地580公顷，拥有265家大小高科技公司，其中有103家是海外留学者回来建立的，共创造了68000多个就业机会，年产值高达4000亿台币。新竹科学园区的诞生，带动了台湾经济的蓬勃发展，还使台湾许多科技产业名列世界前茅（仅次于美国、日本）。园区电子产品，像网络卡、影像扫描器、终端机、桌上电脑等产值，均占全岛50％以上，在世界上也能排名一、二。台湾地区IC产业的制造，包括电路设计、集成电路等，也由该园区垄断了，由于它的存在，台湾地区已经成为全世界第四大半导体工业制造者，仅次于美国、日本和韩国。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形成与台湾的产业结构转换有直接的关联。自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搞的主要是加工出口工业，当时共有三个主要加工出口区，均以大力引进技术、吸引外国公司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和赚取外汇为主要目标。每年都要创造出1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值。l971年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之后，台湾的经济便面临转型的问题，而转型的方向只能是发展高科技。经过多年的探索，台湾终于决定建立一个科学工业园区。 在地点的选择上，为了得到学校和研究机构的配合，新竹成了最好的候选地点，因为这里有以产业研发为主要课题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和两所著名的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 众所周知，美国的硅谷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因为它靠近被喻为硅谷创新心脏的斯坦福大学等知名学府。同样，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后来之所以成为著名的科技重镇，创造了高科技产业传奇，也是由于借助了交大、清大和工研院的力量。 交通大学共有学生约8500人，教授约600人。交大不但提供充沛优秀的人力资源，还可在人才培训上支援园区。交大与园区只有一墙之隔，园区创设以来，交大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到园区创业。据统计，在园区的高科技公司中，大约有70％为交大校友。他们有的从事研究工作，有的从事行政工作。 交大十分重视工程技术的研究，除了为园区培育出许多创业人才之外，还为园区培养在职的技术人才。交大每年办对外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大多来自园区。因为靠得很近，园区的职工可以随时随地到交大校园中同那里的教师和学生交流。 交大还设有毫微米实验室，并在进行中央处理器（CPU）、次微米及深次微米、IC静电保护等技术的开发，这对于提高了园区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是大有裨益的。园区对交大的回报则是每年提供两千多万元的研究经费。 （台湾）清华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共有6个学院，学生人数约6800人，教授约700人。清大着重科学理论的探索，它对园区产业的影响力虽不如交大深远，但在人才的培育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清华的校友们集资成立了一个机构——自强基金会，着重做园区在职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还有很多教授担任科学园区的顾问，帮助园区制定研究发展计划。很多优秀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都愿意把自己的成果用于园区，毕业后也愿意到园区工作。清大的电镜中心拥有高解析电子显微镜，可以清晰地观察IC面的结构，园区许多厂商都愿把自己的样品拿到那里去检验。清大还为园区的IC产品做了许多具体的把关工作。科学工业园区给清大的回报是，每年为清大提供两千多万新台币的技术研究经费。 工业技术研究院位于园区东面约5公里，有电子、光学、电脑与通讯、材料、机械、化工、能源与资源、工业安全卫生、测量等12个研究单位，约6000名工程师，20余年来已开发出许多技术，并在园区创建公司31家。工业技术研究院在园区还拥有多个实验室，分别为高速电脑中心、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及太空计划室。其他研究机构包括精密仪器发展中心和机械设计制造中心、毫微米元件实验室等。 工业技术研究院以研究应用技术为主体。如果把交大的许多优秀学生和研究人员看作是促成IC产业成长的基因，那么，让这些基因成为产业的就是工业技术研究院。是交大的毕业学生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所的研究人员共同造就了举世闻名的、位居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半导体产业。现在台湾地区尽人皆知的联华电子、台湾集成电路等都与该院的电子所不无关联。该院对IC产业的技术研究开发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工业技术研究院每年都接受4亿元新台币的委托经费，用于研究电子、电脑与通讯、光电、材料等技术，并把它们的研究成果及时移转到厂商那里，促进了资金与技术的有效结合。该院除了转让技术，还协助园区厂商提高职工技术。譬如，他们特地成立了开放实验室，供园区厂商们使用。更值得称道的是，最近两年，他们建立了一个企业扶助中心，以极低的租金把办公室和实验室租给那些成立不久、房屋紧缺的高科技公司使用。 一、园区的政策法规优势 目前，园区共有高科技公司272家，其中台湾公司222家，外国公司50家。产业分集成电路、电脑及通讯、光电、精密机械和生物技术六类。整体营业额4550亿元，增长率13.8％。累计资本额5106亿元，国内资金占90.1％，国外资金占9.9％。 为促进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决策层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条件，20年前，世界上建立科学工业园区的国家屈指可数，这些国家的科学工业园区多是来自民间的自发力量，主要是学校和企业利用多余的资源建立的。就拿美国硅谷来说，就是以斯坦福大学的师生为中心，结合了几个创业投资公司，利用他们的人才、技术和资金而建立的。台湾的科学工业园区和他们不同，它是由政府主办的，带有较强的计划性。 台湾当局向园区厂商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在土地的使用方面，采取了只租不卖的政策，还在园区预先建筑了许多标准厂房，大大降低了厂商进入园区设厂的成本。当局规定，只要你有创意，即使资金不足，也可进入园区。在进入园区设厂程序方面，当局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局，在园区办公，设立单一窗口，使得进入园区设厂的手续非常简单。 当局向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厂商提供的优惠条件还有如下几条： 税收优惠：新设的科学工业项目5年内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从它的产业开始销售或劳务开始提供之日起两年内，厂商自己选定4年内的任何一会计年度的首日开始，连续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 投资人权益保障：外国投资人享有与本地投资者相同的优惠条件及权利，外国人或海外华侨投资的盈余，资本项目可申请汇出。 政府参与投资：投资人可申请非民间机构参与投资，出资额可高达总资本额的49％。 专利权或专门技术作股：投资人可以专利权或专门技术作股，最高可达总投资的25％，但二者合计不得超过资本额的25％。 低息贷款：科学工业可向交通银行以低于一般银行放款2％的利率申请贷款，支付购置机器设备的价款及兴建厂房设施。 奖励办法：管理局提供创新技术研究资助金，每个获得核准的计划，最高可获得新台币500万元的资助金。 二、园区的企业文化优势 确立新的经营观念，排除家庭色彩，鼓励员工股是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形成的一种新的企业文化。 在以往的企业中，往往家庭色彩很浓厚，老子任董事长，其他的职务不是由其子女担当，就是由其亲戚、朋友包揽，员工即使才华出众也只有出力干大活的份儿，能够被提拔重用的是凤毛磷角。在这样的企业中，业主和员工的关系，是单纯的雇佣、被雇佣的关系。这样，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样的公司，是很难兴旺发达的。 Acer企业集团的总裁施振荣初进园区设厂时，搞的就是这种具有家庭色彩的企业，凡事都是自己说了算，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出现不少失误，不久就把厂子搞垮了。由此他领悟到，要使企业成功，不一定凡事都由自己做主，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多种才干的领导班子，发挥众人之长，协助自己工作。对领导班子的选拔，只能是唯才是法，而绝不能是任人唯亲。还要激励员工入股，利润与大家分享。后来，他按照这种想法东山再起，创办了Acer电脑企业集团，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电脑制造商。 如今的园区，许多公司刚刚建立，职员就可以入股。等到公司开张，股票上市，股价上涨时，公司将它高价出卖，公司的利润跟员工分享。这样，从眼前看是降低了投资人的收入，但在公司的广大员工中形成了一种与公司共命运的心态，增强了公司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充分调动了职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现在，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土地上，依次座落着遐迩闻名的台湾集成电路、联华电子、Acer电脑、友讯科技、东讯公司、华邦电子等264家大小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彼此合纵连横，在资金、人才、技术上互相支援、交流，形成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评点： 一个高新技术工业园区不但可带动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大大提高该国的国际影响，如美国的硅谷。我国在苏州和北京分别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北京的中关村，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在建设科技工业园区时，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许多成功之处可以借鉴： 1、在工业园区地址的选择上，一定要靠近科研力量较强的机构，这样可直接利用其丰富的科技资源。 2、政府扶持和优惠的产业政策的支持。一般科技工业园的建设，需要政府在各方面的扶持，同时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外来投资。 3、既独特又符合实际情况的企业文化。众所周知，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大力发展园区的硬件建设的同时，软件建设也不可忽视。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福特：几度轮回在美国工业由手工作坊向工厂制造生产的过渡中，享利·福特首创世界上第一条大规模流水作业生产线，为现代发达的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他发明的物美价廉的T型车，一举打开了新兴的汽车业市场，为美国迅速步入汽车时代做出了贡献。 为此，在美联社所做的美国独立200年20件大事的民意测验中，享利·福特和他的汽车公司名列第10，与宇航员登上月球，原子弹爆炸成功相媲美，为全世界所瞩目。 一、一个不安分的农民后代 享利·福特1863年出生于密执安州台奔镇附近的一个农场，父亲是个比较富裕的农民。他的祖父是从爱尔兰来美国定居的早期移民，母亲为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移民。 从小时候起，福特就逃避农场中无休止的琐事和长时间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是个天生的修理工，念初中时就掌握了修理父亲农机的要领，16岁那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独自离开农场，到附近的底特律市去了。 1879年的底特律是个繁忙的湖港和拥有10万人口的新兴工业中心。凡是干劲十足，手脚灵活的年轻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工作。福特立刻被一家专门制造湖上贸易用的船舶发动机的工厂雇作技工学徒。他在工作台前显示出了他的天赋，但他从不“拼命工作”，一有空隙，他就在车间转来转去，观看别的工人都在做什么。几年后，福特已成为独挡一面的熟练技工，被一位制造商雇去，在湖边及各大农场帮助安装、修理蒸汽机和汽油和。这样，他观察“旁人”都在干些什么的机会就更多了。 24岁的福特已经在自己选定的职业上干了8年。但不知是他的意愿还是秉承父亲之志，他突然返回父亲的农场，像是准备长期务农似的，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父亲送给他的脱粒机和40亩土地，定居下来。一年后，他与邻居——一位富裕农民的女儿——克莱拉·布赖恩特结了婚。 对于福特来说，在农场的逗留，只是重温一下幼年做农工时就学会了的一切，所以，他再次发觉农场并没有值得自己留恋的地方，只是秋天才给他带来几分愉快。因为可以拉着脱粒机四处干活赚钱，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位修理工与农民的行当总是格格不入。当邻家农户扶犁耕作时，福特却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试验他“不用马”的犁。他还将废农机部件拼凑起来，妄想造出一台能替换马匹的蒸汽机。福特脚下是农田，心里却是车间，经过不到两年的磨难，他终于在1888年带着年轻的妻子，永远离开了农场，决心在底特律寻找更合自己心愿的生活。 初露锋芒的美国汽车业既有朋友，又有敌人。对于已经习惯马车时代静溢安恬的人们来说，汽车速度太快、噪音太大。汽车激怒了农民，因为呼啸而过的汽车往往会惊恐他们的马匹，农民都咒骂汽车为“魔鬼车”，而且，凭手工制出的首批汽车造价昂贵，致使一般居民不敢问津。10年里，汽车未能取代马车。而那些敢想敢干的“汽车家们”不得不强打精神忍受旁观者和过路人的奚落。大约到1905年左右，美国公众对汽车的偏见才完全消除，多数人都接受了托马斯·A·爱迪生10年前“马车的末日已经来临”的预见。 l896年春，福特已经准备好试验自己制造的“不用马的车辆”。他花了近两天两夜的时间将各部件检修完毕，凌晨两点就上街试车。屋外下着雨，他的妻子蜷缩在雨伞下给他送行。福特常年累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汽车震颤着、爆响着启动了。疲惫不堪、欣喜若狂的发明家凭着车前摇晃着的煤油灯的微光，穿过漆黑的杉林间的人行道，向黑夜驶去。 尽管福特的这辆车并无创新之处，它与当时多数汽车类型雷同。在原理上亦没有脱离金·杜里埃以及戴姆勒10年前在巴黎的发明。但福特1896年成功的意义就在于该车能够运行，促使福特继续干下去。 到了1899年，因为福特已成功地制造了三辆汽车，便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先驱。他的成绩也受到了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的私人祝贺。福特和爱迪生是在东部举行的一次爱迪生公司的会议上见面的。爱迪生对这位来自底特律的年轻客人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就在福特的地位日渐提高的时候，他得到了第一次良机。当地一伙资本家准备投资汽车制造及销售业，邀请福特入伙。他在过去的7年里几乎一直是充当业余试验家的角色，当然巴不得要试试当制造商的味道，于是欣然应允，成为该集团的部分股东及“总工程师”。这就是1899年成立的底特律汽车公司。与此同时，几乎在同样条件下，兰赛姆·沃尔兹也办起了沃尔兹汽车厂。 沃尔兹很快打响了第一炮，而福特却没有成功，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解除了职务。此后福特又成为重新组织起来的卡迪拉克汽车公司创建人之一，而他以前所在公司的董事长们则又寻找了一名代替福特的生产经理——亨利·M·利兰。 此后，福特仍然追求在汽车业上发迹，甚至比以往更加努力。这一时期占据他思想的不再是热衷于汽车竞赛，而是希望自己的工艺成就以及在土路上的精彩表演能引起社会的注意，以使自己有机会重进生产领域。他曾亲自驾驶自己制造的汽车进行表演。在不断的改进中，这些车的马力越造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于是福特创造了出色的纪录。发行量很大的商业杂志《无马时代》刊载文章，称福特为“速度之魔”。 1902年夏天，福特邀请前自行车冠军奥尔德·菲尔德驾驶自己制造的“九九九”赛车参加了比赛，结果是把第二名甩下了半英里之遥。 奥尔德·菲尔德作为美国汽车竞赛“胆大妄为”的先驱之一而开始自己的事业，同时也帮助福特恢复了荣誉。热心于“九九九”竞赛车成绩的人中，有一位叫亚历克斯·Y·马尔科姆逊的人，他是当地一名阔绰的煤商，正打算拿出一笔钱投资汽车业。经过调查，他觉得福特正合自己要求——在汽车界已有名气，又是精明能干的技工，无其它生意牵连，他的周围还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同事。所以，在奥尔德·菲尔德的精彩表演后不到一个月，马尔科姆逊就找到了福特。两个人的谈判促成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成立。 二、像生产“别针”一样生产T型车 经过几次磋商，马尔科姆逊和福特决定长期合作。福特的责任是造出一台合适的样车，这种车必须能和当时受欢迎的卡迪拉克、沃尔兹等汽车竞争，同时也便于公司根据样车估量出大规模生产中的各种问题。福特又一次与朋友C·H·威利斯工程师合作，而马尔科姆逊则忙于公司的财务和组织工作。 福特和马尔科姆逊愿意在收益方面平分，每人各持该公司25%的股权，同在董事会任职。经过协商，两人作了行政分工。掌管钱财的马尔科姆逊任司库，福特任副总裁兼总经理，年薪300美元。 从此，福特汽车公司开始推销他和威利斯设计的第一批产品。这种汽车不同于福特昔日热衷的那类赛车，而是既实用，又便宜，仅850元一辆。按照计划，第一批福特汽车的实际生产由零件商道奇兄弟负责。发动机大多数零件都在他们的车间里制造，然后装在拉草的大车上，运往麦克大街的福特工厂。实际上这一段时间，福特公司只须安配轮胎和最后的车体组装。 福特效法沃尔兹的经营方式，竭尽全力缩短总体安装工序。他们充分利用供应商放宽的30到60天的赊款期，没有多久，就可以用顾客和汽车商预付的款项抵付全部工资和其它费用。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有利条件是：市场对汽车的需求量，特别是对福特汽车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至汽车商纷纷云集到福特公司订货，常常是不等发货就预先将现金储蓄在公司里。由于福特汽车公司经营有方，定价合理，又确保质量，因此买卖一开始就非常兴旺。前15个月竟售出1700辆，扣除税收及扩大生产积金以后，净剩红利达10万美元之多，等于原股值的100％强。 1906年，公司的权力发生了一次转移，马尔科姆逊退出了福特公司，福特升任总裁。与日俱增的需求量扩大了公司的业务范围，它一季就能销出5000辆汽车，成了同行业中的佼佼者。至此，福特汽车公司的巨大成功仅仅是初露端倪，究竟什么类型的汽车最合市场的需要，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福特对于现代极为重大的贡献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并从此财运亨通。 在选定汽车类型的过程中，公司决策人员必须考虑到社会上的惯例，择善而从。当时汽车业传统的做法几乎无一例外是面向较为富有的阶层，因此，福特公司1906年推销的新型汽车也是这样一种“奢华型”产品，车体笨重，且多为定制，非一般人的财力所及。这时，福特公司推出八种车型，分别用八个不同的字母标示，设计有别，价格各异。同时，他们提高了售价，最便宜的车售价为1000美元，最高的为2000美元。这一变革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销售数量猛然下降，利润仅10万美元，为前一年度的三分之一。滞销震惊了公司官员，他不得不再易其辙，转为薄利多销。次年，公司降低了售价，生意又魔术般地回升了。尽管当时全国性经济萧条已经露头，但从1906年下半年到1907年底这一段时间里，福特车的顾客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它生意纷纷倒闭，而福特公司却盈利125万美元。及时的政策变动，获得如此成功，主要归功于福特本人。对这一经济萧条时期的繁荣，公司董事们十分满意。为此l907年12月，他们投票决定将公司总裁、总经理——福特的月薪从300美元升到3000美元。 次年初，福特制定了一个划时代的决策。公司宣布从此致力于生产标准化，只制造较低廉的单一品种。实际上这项方案在福特脑子里已酝酿了数月，甚至可以说数年之久。举其一，这种生产方针已有盈利的先例。该公司1906年至1907年的生产无疑地证明，产品价格越低，利润越大。因此，转而生产统一规格、价钱低廉，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车辆从根本上讲是明智之举，从销售、盈利相结合的角度看，这个决定只是将昔日的最佳实践固定下来。 福特捷足先登，较其同僚更早地认识到这种生产策略的意义，说明他不仅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也表现出了他技工、农民出身的气质，生产一种设计较简单的标准化汽车这一设想，乃是福特多年致力于解决生产混乱过程中的自然产物。早在1908年以前，福特就曾谈过，公司的产品若不制成像“别针或火柴”那样的统一规格，大规模生产的实现就遥遥无期。再者，福特在考虑产品时，不是着眼于那些腰缠万贯和以开汽车为体育运动的主顾，而是着重考虑和他一样的国民。1908年以前，他曾透露，他自己十分希望制造一种农民们能买得起，带有活动引擎，可拆可装的通用汽车。福特设想的是一种万能汽车，即能使农民们乘它去集市，又可以拆开用来锯木、汲水、驱动农机和搅乳。 由此福特开发了他梦寂以求的，并能使他的公司征服市场的亲产品——T型车。T型车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丝装饰或华而不实之处，百分之百地实用。这正是福特所希望的样子。它的车体轻，坚固而不求其外表美观，而专在性能上刻意求精，普通人也买得起。T型车去掉了所有的附件，以850美元一辆出售，规格一致，的确像“别针或火柴”一样。 T型车一投产就受到广泛的欢迎。它无须推销，自有主顾，其原因不言而喻。它之所以跃居当时各类汽车之首是因为农民正需要这种车，普通人又都买得起。它的机械原理极为简单，任何耐心的外行人都会很快地掌握。而且，当时的车辆包括T型车在内，都面临征服马车时代遗留下来的路面的难题。一般的汽车都经受不了危险的小路和平原各州土路复杂路面的考验，而T型车的每一个零件都是针对这种情况设计制造的。与当时其他类型汽车相比，T型车具有经久耐用、构造精巧和轻盈便利的优点。这种车底盘较高，可以像踩高翘那样通过乱石遍布或类似沼泽的路面，具有能穿越沙地、腐土和泥潭的优良性能。 福特汽车公司这一时期的盈利情况也证明福特关于生产廉价车的决定是无比明智的。T型车仅用一年时间就跃居畅销车之首，成为第一号盈利车。这一年出售了1.l万辆，在销售量和利润方面均超过其他汽车制造商。 三、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革命 T型汽车出现后，福特汽车公司的经理们很快发现他们的设备不足以满足这种畅销产品的要求。实际上公司1908年推出T型车时的组装技术与五年前公司刚成立时毫无二致。 福特厂当时和其它汽车制造厂一样，依靠全能技工组装汽车。组装工都是多面手，当岗位上的汽车部件一旦要变为成品时，他们就得走向下一道工序。后来程度有所改进。到1908年，工厂设了传递工，组装工无须再离开岗位去取工具或零件。同时，组装分工越来越细，原来是一名技工“包干”，现在是由几名技工各负责特定的几项工序，同时组装同一辆汽车。 福特意识到公司的生产方式亟待改革，于是，1908年底，他决定请当时公认的工厂专家沃尔特E·弗兰德斯进厂协助。弗兰德斯被任命为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经理。在工资条件方面，福特提出，如果弗兰德斯能在12个月内生产出1万辆车，那么保证给他2万美元奖金，这种做法尚无先例。 弗兰德斯热衷于此种工作，并以自己的名誉担保。他日以继夜地干，为福特的技术管理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彻底改造了福特厂，将设备加以改装，又添了新设备，同时简化了公司的工资程序，最后，l万辆车的年度指标终于提前两天完成。由于他的努力，福特公司已基本具备了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条件。 接着，福特公司在底特律市郊高原公园购买了大片廉价地皮，同时雇用了建筑师设计新办公楼和工厂区。这个新厂是于1910年开工生产。福特厂组装方式的革命即是在这里进行。 福特及其工程师们作出的第一步重大改革，是在新建的部件中反复改组各部门的工序。技术人员在部件车间的布局上抛弃了老一套的作法，吸收了弗雷德里克·W·泰勒数年前在美国钢铁业提出的流水线生产理论，创造了新的汽车生产方式。福特的原则是：任何布局都必须能使工件尽可能不受阻碍地从一台机床“流”向另一台机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动作和碍手碍脚的隔机搬运。到了1910年，福特厂在流水线生产方面已走到了同行业的最前列。 到1913年末，福特又进行了几次反复的技术革新，终于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先是在部件生产中采用了传送带供应的方式，接着他们又将这种方式移植到车体组装中，将汽车组装工序从头到尾都置于“运动之中”，这种方法一举将组装T型车的时耗缩短了50%强，创造了汽车生产的新纪录。1914年1月，福特又进行了另一项重大革新，在高原公园厂安装了第一条全过程链式总装传送带，其效果如同施展魔法。3个月后，福特公司宣布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它能在93分钟内从无到有地装成一辆汽车。至此，福特的自动化流水作业线全部完成。这在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为其后汽车工业的技术发展规定了模式。 其后，福特继续致力于流水线的改进。在1920年，他实现了每分钟生产一辆汽车的愿望，1925年，他创造了每10秒钟制造一辆汽车的纪录，在全世界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到本世纪2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日产汽车9000辆，年销售汽车90万辆。福特的名字也和他的T型车一起传遍全世界。 评点： 福特的创业精神令人钦佩，但其战略眼光尤值称道： 首先是福特的创造性和划时代的发展策略——设计一种简单实用、价格便宜、能大规模生产的汽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策略。这一明智之举，一举奠定了福特公司在汽车制造业的强者地位。 其次是福特掀起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流水线生产。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之成为制造业生产方式的光辉典范。 最后要强调的是福特的战略思想是成就整个福特汽车制造帝国的灵魂，其审时度势的决策和前瞻性的眼光将是企业家们学习的榜样。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耐克：模仿与虚拟经营的典范一、耐克公司的创立 菲尔·奈特是一位技术平庸的参加1英里赛跑的运动员，他的最好成绩是4分13秒，没有进入世界级运动员（成绩为4分钟）的行列。但他50年代末在俄勒冈大学受到著名教练比尔·鲍尔曼的训练。鲍尔曼在50年代，由于他年复一年地获得破世界记录的长跑冠军，使俄勒冈州尤金市名扬于世。他不断地试穿各种运动鞋，他的观点是，跑鞋重量轻一盎司，也会对赢得比赛产生极好的效果。 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期间，菲尔写了一篇论文，指出日本人能够以他们制造照相机的方式制造运动鞋。1960年获学位后，奈特前往日本，到奥尼楚卡公司申请在美国销售泰格尔跑鞋的资格。回到美国时，他把该公司制作的鞋的样品带给了鲍尔曼。 1964年，奈特和鲍尔曼开始合伙。他们每人拿出500美元，组成布卢里帮制鞋公司，为泰格尔跑鞋生产鞋底。他们把成品放在奈特岳父家的地窖里，头一年他们销售了价值8000美元的进口鞋。白天，奈特在库拍利布兰德公司做会计，夜晚和周末，他沿街兜售运动鞋，大多数卖给了中学的体育队。 最后，在1972年，奈特和鲍尔曼终于自己发明出一种鞋，并决定自己制造。他们把制作任务承包给劳动力廉价的亚洲工厂，并给这种鞋取名叫耐克，这是依照希腊胜利之神的名字而取的。同时他们还发明出一种独特标志Swoosh（意为“嗖的一声”），它极为醒目、独特，每件耐克公司制品上都有这种标记。在1972年俄勒冈州尤金市运动会预选赛期间，耐克鞋在竞赛中首次亮相。被说服穿用这种新鞋的马拉松运动员获得第四名到第七名，而穿阿迪达斯鞋的运动员则在预选赛中获前三名。1975年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鲍尔曼在烘烤华夫饼干的铁模中摆弄出一种丙烷橡胶。制成一种新型鞋底，这种“华夫饼干”式的鞋底上的小橡胶圆钉，使它比市场上流行的其他鞋底的弹性更强。这种产品革新——看上去很简单一一最先成就了奈特和鲍尔曼的事业。然而推动耐克公司在美国市场上跨入最前列的真正动力主要的还不是产品革新而是仿造。耐克公司以阿迪达斯公司的制品为模型进行仿造，结果，仿造者战胜了发明者。 二、耐克公司的进攻 实践证明，鲍尔曼发明的“华夫饼干”鞋底大受运动员欢迎。因而，随市场行情转好，这种鞋底在1976年的销售额达到1400万美元，而这前一年的销售额为830万美元，1972年仅为200万美元。 耐克公司由于精心研究和开发新样式鞋的工作而在制鞋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到70年代末，耐克公司的研究和开发部门雇用的研究人员将近100名。公司生产出140多种不同式样的产品，其中某些产品是市场上最新颖和工艺最先进的，这些样式是根据不同脚型、体重、跑速、训练计划、性别和不同技术水平而设计的。 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市场对耐克公司的需求已十分巨大，以至于它的8000个百货商店、体育用品商店和鞋店经销人中的60％都提前订货，并常常为货物到手等待半年之久。这给耐克公司的生产计划和存货费用计划的完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耐克公司销售额在1976年为1400万美元，仅半年后便上升到6.4亿美元。耐克公司的市场份额为33％，为市场占有率之首。两年之后，它更遥遥领先，其市场份额已达近50％。阿迪达斯公司的市场份额则减少了，不仅大大低于耐克公司，而且像布鲁克公司和新巴兰斯公司这样的美国公司也成为使它担忧的对手。 在1982年1月4日出版的《福布斯》中的，“美国产业年度报告”把耐克公司评为过去村年中赢利最多的公司，位居全行业之首。 三、耐克公司获得成功的因素 毫无疑问，耐克公司在本世纪70年代面临极为有利的初始需求。耐克公司利用了这种有利条件。其实，大多数跑鞋制造商在这些年间都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但耐克公司的成功远非仅仅由于简单地依赖有利的初始需求。耐克公司击败了所有对手，包括到那时为止占统治地位的阿迪达斯公司。耐克公司的成功，揭开了阿迪达斯公司、彪马公司和泰格尔公司等这些外国制造商常胜不衰的神秘性。 通过充分发挥潜力，耐克公司生产出比阿迪达斯公司种类更多的产品，开创了鞋型千姿百态的先河。生产范围太宽也许会出现许多麻烦，也可能由于生产范围过大而损害生产效率，从而使成本大大增加。许多人善意地建议公司缩小生产范围，砍掉那些不过硬的产品，集中人力物力和注意力，争取在竞争中获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耐克公司并未采取这种对策，然而它却成为70年代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很显然，它的经营策略与阿迪达斯不同。什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组合呢？ 虽然耐克公司也许违背了某些产品组合观念，然而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违背和以什么为代价的。通过提供风格各异、价格不同和多种用途的产品，耐克公司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跑步者，使他们感到耐克公司是提供品种最全的跑鞋制造商。数百万各式各样、各种能力的跑步者都有这种观念，这在一个飞速发展的行业里，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形象。而且，在急速膨胀的市场上，耐克公司发现它能以其种类繁多的产品开拓最宽广的高层。它可以把鞋卖给变通零售商，例如，百货商店和鞋店，也可以继续与特种跑鞋店做生意。甚至由于公司能供应各种型号和样式的鞋——不同类型的零售店可得到同样式的鞋，这便各得其所，其乐融融，因此，该公司是惟一能适当关照销售某些耐克鞋的廉价商店的公司。 型号繁多、每种产品生产最小，一般会使生产成本增加。但对耐克公司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个大问题。生产鞋的大部分任务承包出去了——约85%承包给国外的工厂，大多数是远东地区的工厂。由于许多外国工厂按照合同生产部分产品，因而，各种产品生产量小对耐克公司来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经济障碍。 很早以前，耐克公司就开始重视研究开发和技术革新工作，公司致力于寻求更轻、更软的跑鞋，并使之既对穿用者有保持性，也给运动员——世界级运动员或业余爱好者——提供跑鞋工艺所能制作的最先进产品。耐克公司重视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突出地表现在它雇用了将近100名研究人员，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其中许多人具有生物力学、实验生理学、工程技术、工业设计学、化学和各种相关领域的学位。公司还聘请了研究委员会和顾客委员会，其中有教练员、运动员、设备经营人、足病医生和整形大夫，他们定期与公司见面，审核各种设计方案、材料和改进运动鞋的设想。其具体活动有对运动中的人体进行高速摄影分析、运动员踏车的情况分析、有计划地让300多运动员进行耐克实验，以及试验和开发新型跑鞋和改进原有跑鞋和材料。1980年用于产品研究、开发和试验方面的费用约为250万美元，1981年的预算将近400万美元。对于鞋子这样非常普通的物品，进行如此重大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可谓是空前绝后了。 在经营策略上，耐克公司没有多少标新立异，在很多方面它还是沿袭了阿迪达斯公司几十年前树立起来的制鞋业公认的成功市场策略。这些策略主要是：集中力量试验和开发更好的跑鞋；为吸引鞋市上各方面的消费者而扩大生产线；发明出印在全部产品上的、可被立刻辨认出来的明显标志；利用著名运动员和重大体育比赛展示产品的使用情况。甚至把大部分生产任务承包给成本低的国外加工厂，也不单是耐克公司一家这样做的。但耐克公司运用这些早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经营技巧可谓得心应手，比它的任何对手，甚至阿迪达斯公司运用得更好和更有攻势。 耐克公司获得成功，主要不是由于它对销售工作进行了革新研究，或由于它发现了任何人都没看到的销售机会，抑或比那些运气不佳的对手在推销和广告宣传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耐克公司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卓有成效的仿效。 当然，仿效必须审慎而行。被仿效的市场战略应当是最行之有效的、在历史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战略。就跑鞋市场来说，长期以来阿迪达斯公司所施行的市场战略，是生产型号多样的鞋、在重大体育竞赛中让运动员穿用带有公司标志的产品、不断使产品更新换代——这几乎是不能更改的市场战略，所有跑鞋制造商都遵循这同一战略——只是耐克公司做得更好一些罢了。 一个公司在仿效上所要下的功夫是发展自己的个性。信效并不意味着制造与别人完全相同的产品。只有那些成功的决策、标准和行为才是真正应该仿效的。此外，必须充分发展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和标记并建立善于抓住各种新机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部门。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市场优势和在市场上占居第一位是多么脆弱。任何公司，不论在市场是否占据领先地位，都不能依赖它的名声而无视发展变化着的外部环境和强大对手的攻势。阿迪达斯公司曾在制鞋业居于领先地位，正像国际商用公司在计算机行业中的地位一样。但阿迪达斯公司放松了警惕，从而在关键时刻攻势变弱了。 竞赛时跑在前面的人很容易自满自大，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在市场需求急剧增长时，公司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放松了警惕。这期间，这位制鞋业领先者的销售额迅速上升，这使自满自足情绪油然而生。但这种迅速增长的销售额可能掩盖着营销下降的趋势，竞争者正在侵吞这个占统治地位公司的利益，获取重大收益。最终，优势转到一个或更多的现时强大的竞争者手中。先前占统治地位的那家公司也许再不能东山再起、重新占据领先地位了。一个公司的成功也许是另一个公司的错误造成的——与其说是被别人代替不如说是自己失职——没有采取或至少直到很晚才采取必需的行动。 评点： 耐克公司的成功固然有多个方面，但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成功的经营策略，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1、虚拟经营。因市场需求的类型繁多，许多品种型号特殊而需求量较小，如果均由自己生产，耐克公司的生产成本必然上升，而耐克公司则把精力主要放在设计上，具体生产则承包给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的厂家，以此降低生产成本，清除一般企业都可能碰到的经济障碍。 2、模仿策略。许多人认为确定经营策略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而且极冒风险。而耐克公司则在许多方面模仿阿迪达斯公司成功的经营策略，因而稳健，成功概率高。这种策略对许多企业都有借鉴意义。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管理案例博士评点》 八佰伴破产：淘汰超市时代的到来1997年9月18日日本零售业的巨头八佰伴日本公司向公司所在地的日本静冈县地方法院提出公司更生法的申请，这一行动，实际上等于向社会宣布了该公司的破产。八佰伴日本公司主管八佰伴集团的日本国内事业以及在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海外投资，拥有26家店铺，由八佰伴集团董事长、现任八佰伴国际流通集团总裁的和田一夫的第四个儿子和四米正担任总裁，八佰伴日本公司宣布破产前的总负债额为1613亿日元（折合约13亿多美元）。在东京证券交易的第一市场上市的超级市场破产，这在战后的日本还是第一次，同时，它也是日本百货业界最大的一次破产事件，因而震撼了日本和亚洲。日本《经济界》杂志半月刊1997年秋在增刊登了题为“八佰伴破产的教训——象征着淘汰超市时代的到来”的文章。关于八佰伴日本公司破产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扩张过快，摊子铺得太大 八佰伴日本公司总经理和田光正在接受《经济界》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破产的原因是先行投资过多。和田光正说：“当时我认为投资计划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从结果来看，我想是因为公司对日本和海外的经济形势及对自己企业的能力过于乐观了。”然而，事实上，八佰伴在海外并没有详细周密的投资计划。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八佰伴日本”为了快速扩展国际事业，趁着日本泡沫经济的时机，在债券市场上大量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这种筹资方法，虽然摆脱了从银行取得资金的限制，却也失去有效的财务监督，极易陷入债务膨胀的危机。事实上，自1996年11月以来，八佰伴日本公司的经营状况就已经开始恶化。此外，八佰伴日本公司把公司的利润以及通过发行公司债券这种“炼金术”聚集的大量资金投到了海外市场。然而这些资金的回收情况却不尽人意。加之在此期间又出现了泡沫经济，业绩欠佳导致股价下跌。曾通过可转换公司合同券筹资600亿日元的八佰伴，从1997年12月起到2001年，每年要偿还100亿日元。假如筹措不到偿还资金，公司的信誉自然要面临危机。 二、缺乏银行支持 “八佰伴日本”直接向金融市场发行没有银行担保的公司债券，直接在市场吸收资金，这一举动，虽然反映了日本企业从依赖银行贷款的间接资金来源，转变为直接从市场吸收资金的直接资金来源的时代潮流，但也得罪了长期交往的主力银行，因此，当“八佰伴日本”资金流通不畅，而发行的公司债券却到了必须偿还的时候，曾经担当“八佰伴日本”主力银行角色的往来银行——东海银行、住友信托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却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总经理和田光正承认，银行不支持也是造成公司破产的一个因素。董事长和田一夫曾向身边的亲信说过，“公司是被银行挤垮台的”。八佰伴破产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过于追求浪漫的垄断经营者专横的经营方式的失败。 三、没有明确定位 有人说，八佰伴“没有一个把什么货卖给什么人的明确的经营战略”。八佰伴原本是一个地方超市集团，但在向海外进军的进程中，一会儿以日侨为对象，一会儿又转向当地人。八佰伴不仅不断改变销售对象，而且还不断改变经营手法。虽然在海外经营的初期得到了侨居海外的日本人的大力支持，有一个好的开端，但由于在日本国内的积蓄不足，经营能力有限，因而被后发展起来的超市和百货商店抢走了客源。80年代以后，八佰伴在海外开设了四十多家超市，但目前只剩下27家。有人批评说，八佰伴在经营上没有考虑消费者。在超市行业中，必须通过对细小事务的逐步积累，才能真正取得成果。八佰伴日本公司忽视服务对象而带来的教训是沉痛的。 四、管理人才培育落后于需要 在国际化和多元化过程，“八佰伴日本”仍然维持着家族企业的经营形态。在一个每一环节都必须以专业化参与竞争的环境里，个人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和田一夫也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80年代所著的《八佰伴的世界战略》一书中，对此就有专门的论述，并已就培养国际企业人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然而，人才的培育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事业的发展却是一日千里，正如八佰伴集团内的一位老职员说：“和田一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前锋，只是无人能替他把守住后方。” 评点： 1、八佰伴日本公司的破产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其经营战略的失败。零售业之所以能站住脚，是因为它有明确的服务对象。综合性超市之所以经营不好，其原因在于眉毛胡子一把抓，对向哪些顾客销售什么商品心中无数。超市盛行的经营方式是以顾客资料为依据，销售适合于各个顾客嗜好和喜欢的商品，而无法实施这种经营方式的超级市场将难以生存。 2、制定合理的筹资和投资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对其筹资结构的设计，实质上是对资金筹集中财务杠杆利益、筹资成本、筹资风险和筹资权益的平衡。企业应有一个合理的负债经营政策，确定合理的负债经营规模，选择适当的负债经营方式和期限，决定合适的利率水平以及利息支付方式和清偿方式，使企业形成合理的负债结构。有效地利用财务杠杆，是企业经营成功的保证。 3、企业跨国经营、海外扩张，将涉及到许多国内经营中难以遇到的问题，如当地政府政策，商业习惯、文化差异、汇兑风险等。企业在制定其海外经营方针时应有充分的战略准备。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产汽车：民族特色的国际化战略日产汽车有一半用于出口，而出口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和西欧各国。日美、日欧汽车摩擦问题，应该说，对日本汽车产业是一个重大事件，如何摆脱这种汽车摩擦困境，不仅对汽车产业，而且对日本经济来说，都是80年代的重要课题。因为，汽车产业是支撑日本经济的骨干产业。 80年代，日产所面临的课题，仍然是世界战略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为了开辟生产基地，在世界范围内施展战略。 一、在墨西哥施展世界战略的部署 为了适应日益加剧的国际范围内的小型汽车之战，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五十铃及铃木汽车工业三家公司实现了联合（1981年8月）。面对小汽车战争升级的严重情况，日产汽车公司迅速制订了向海外扩展的计划。80年代，世界小汽车之战的胜负取决于技术力量和国际化的程度，在国际战略方面，丰田汽车公司善于采取“静的”（即保守的）对策，而日产汽车公司则采用“活的”（即激进的）对策，这两种对策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这可以从在墨西哥执行的对工厂的经营情况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在墨西哥的日产汽车公司，是1961年作为一家批发公司起家的。1966年，作为日本厂家首次在国外建立的联合工厂，从月产几百台开始，随后扩大了生产规模。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不稳定，收益比较低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过程中，丰田汽车公司很快撤退了。1974年末，日产墨西哥公司累计亏损1600万比索（约1.4亿日元）。1975年至1978年，有小幅度的盈余和赤字交替。1979年12月，抵消了过去累计赤字的现象，1980年12月，减税利益的累计额达4.9亿比索（约44亿日元）。生产的规模仅“紫罗兰”和“日产卡车”两种车合计，每年产量为54000辆，其中一部分向中南美、欧洲市场出口，发动机每年生产11万台（生产能力12万台），其中一半在当地销售，一半返销日本。 由于墨西哥日产汽车收益的好转，经营稳定，墨西哥政府采取奖励出口政策，提出“出口发动机200万台的设想”，可以认为，这是日产汽车公司海外战略的重要据点，墨西哥国内汽车的需要量，在1980年只有46万辆，但据预测，1985年将发展到约80万辆。墨西哥日产汽车厂，可以作为向正在建设中的美国小型卡车工厂供应发动机的基地，以此作为前提，可以增加生产设备，建设新工厂的生产是从1983年开始，预定生产能力为年产30000辆，根据计划，不仅供应墨西哥国内，而且能供应美国，并能向日本及其它国家出口，成为重要的海外供应基地。 1985年，包括设备资金、运转资金在内，日产在墨西哥总投资额约达900亿日元，为了调整资金，到1983年又大幅度增资40亿比索（约360亿日元）。1981年3月，增资7.5亿比索，以此为开端，1981年8月增资7.5亿比索，1982年增资20亿比索，1983年增资5亿比索。墨西哥日产汽车的股东是日产汽车公司和丸红公司，各出资比率为92.2％和7.8％，当初，为了适应墨西哥政府的国产化政策，墨西哥日产汽车公司提出了在当地生产的设想，这与80年代不断激化的小型车之战一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为明日架桥：瞬息万变的多边战 日产汽车公司从1980年到1981年间连续不断地提出了国际化的路线。公司对那种只顾眼前利益而奔忙，并抓住什么工作就干的做法进行批判。1980年1月，日产汽车公司取得了西班牙最大农村卡车厂家——摩托卢·伊比利卡公司股份的36％，1980年11月，技术援助合同得到认可。“巴特鲁”、“巴拿特”这两种商业汽车获得认可，决定生产“巴特鲁”牌汽车，计划从1983年开始每月生产10000辆至15000辆，“巴拿特”牌汽车，在这一年之后开始生产。西班牙预定要在198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组织，对日产汽车公司来说，为将来占领欧洲共同体市场作好准备，并把生产这两种商业汽车作为基础。从1977年4月开始，原计划与意大利国营汽车厂阿鲁法·岁米欧有限公司合作生产小轿车，因受到菲亚特（意大利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的反对，推迟了政府的批准时间，到1980年10月才正式签字，1980年12月，建立了阿鲁法·罗米欧——日产汽车（ARNA）公司，其资金为250万亿里拉（约66亿日元），职工1500人，从1983年开始，计划生产1100—1500CC级的FF式小型轿车，年产量为60000辆，出资比率各占一半。另外，在意大利南部，拿波里市西北50公里的阿布里河市，得到18万平方米的地皮，在那里将建设工厂。日产汽车公司负责基本设计，提供车身和车身悬架装置的零部件。阿鲁法·罗米欧有限公司负责供应发动机和变速器等。年产量60000台，其中30000台向欧洲其它国家出口。日产汽车公司对于阿鲁法·罗米欧来说，是重建十年计划的核心力量，对于日产汽车公司来说，虽然有点波折，但在欧洲共同体区域内建立了生产的桥头堡，可以很快获得有关欧洲汽车行业的情报，这都是有利的地方。 1980年12月，日产汽车公司与德国的大众公司（VW）达成协议，进入全面合作的阶段。第一步的合作关系是，制订计划，将“VW”汽车在日本进行生产（包括将来两公司采取“统一生产方式”）， 1981年4月设想作为中间阶段的合作事项，从1983年春开始，月产量达到4000至5000辆汽车，种类是注重客货两用的“桑塔纳”牌汽车。这是1987年9月在法兰克福的汽车展览会上预定展出的产品。 日产汽车公司对欧洲进行攻坚战的关键，是对英国有单独的发展计划。1980年6月，日产汽车公司得到英国政府工业部关于发展企业为宗旨的正式的邀请，于是1981年1月，日产汽车公司发表了为建设小型轿车工厂而事前进行调查的意见，计划将建立100％出资的当地法人企业，在英国政府指定的开发地区，或在特别开发地区建设工厂。该工厂的年产量为20万辆，规格是1600CC级的FF家庭用车。1984年开始投产，到1986年将雇佣4000至5000人，进入全部开工和生产阶段。能否实现就根据调查的结果而定。保留了这样一个条件，如果不理想，也可以撤销合同。 施展世界战略的最重要的课题是进入美国市场的问题。1980年4月，公司决定建设小型卡车工厂；7月，建立了日产摩托制造公司；10月，在田纳西州的州府纳西比卢迈郊区的斯马拉市购买了340万平方米的工厂地基，决定在1983年底完成建厂任务。该厂的总额为3亿美元，职工有2200人，年产“日产卡车”12万辆。从锻压、电焊、组装、涂料直到最后装配，进行流水作业。 三、向具有民族特色的国际化战略发展 日产汽车公司在社长的亲自指挥下，同时进行了5项国际化战略计划。但是，担心实力不相称，难以搞得十全十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资金、人才、系统的零部件厂家，整顿和完善销售公司等等。虽然有障碍，但为了达到与美国通用汽车并驾齐驱的标准，这是不能回避的国际化的战略。可以说，日产汽车公司已经为此而投下了资金，还决定从1981年度到1983年度的3年期间内，计划总投资1万亿日元，海外生产有关的投资估计达到2千亿日元，随着计划的具体落实，投资额将不断增加。为了适应巨额的设备资金需要，把自己的资本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就必须推进财务战略方面的国际化和多样化。这是具有日本特色的。 日产汽车公司的世界战略，是不失时机地生产大量成品，同时也是为了在80年代维持生存而推行的决策。 评点： 1、日产公司在80年代紧紧抓住国际化发展战略，因而能牢牢占据世界汽车工业的一席之地。这说明日产公司的战略是符合当时汽车工业发展潮流的。 2、到了80年代，日产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出现了3个突出特点： （l）公司与世界多个国家合作生产小型轿车，以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 （2）公司向欧洲许多拥有著名汽车厂家的国家投资设厂，以达到向这些国家出口小汽车和搜集汽车业最新发展的技术与动态。 （3）公司对某些较为特殊的国家，如英、美等国都制订了单独的发展策略，以达到既不影响统一战略，又区别对待的目的。 3、日产公司的民族特色的国际化战略也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对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企业来说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管理案例博士评点》 铱星移动电话的悲怆交响曲2000年3月18日，耗资50多亿美元建造66颗低轨卫星的美国铱星公司，宣告破产。全世界为之震惊，铱星陨落了。 “铱星系统”计划开始于1987年，历时11年，整个投资共计50多亿美元。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把地球包起来的“卫星圈”。1998年铱星公司实现了这个梦想——网络覆盖全球（包括南、北极及各大海域）。这一系统由每颗重680公斤的铱星组成，设计寿命为5—8年。这是世界上第一在个大型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也是全球最大的无线通信系统，每年仅维护费就需几亿美金。 铱星系统自诞生后，殊誉不断。美国的《大众科学》将其列为年度百项最佳科技成果之一，数百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将其评为1998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科索沃战争中，难民和军方都曾依赖它互递消息，1999年台湾大地震时，铱星系统及时地向外界发布了讯息，可以说，铱星在诞生之后，对人类的发展与进程功不可没。 但又是什么原因使铱星陨落呢？ 一、市场定位错误 铱星系统的高科技含量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这个世纪末的科技童话用66颗璀璨夺目的卫星将自己定位在了“贵族科技”之上。铱星手机每部价格高达3000美元，其通话费用过于高昂（国内每分钟9.8元人民币，国际每分钟27.4元人民币），虽然后来降低了收费标准，但也未能扭转败局。这一切使得铱星公司发展的用户数目远远低于它的市场预测，而用户数目是一个通信公司得以运营的最基本的前提。在开业的前两个季度，铱星公司在全球只发展了一万个用户，而据铱星的估计，仅在中国市场其初期规模要达到10万个用户。这使得铱星公司在前两个季度的亏损即达10亿美元。 二、决策失误 铱星系统技术的先进性在于用户不依赖于地面网而直接通信，它通过卫星之间星际链路直接传送信息。但“事有正亦有反”，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铱星公司系统风险太大、成本过高、维护成本居高不下的竞争劣势。 再者，铱星公司由于受投资方及签订的合约所限，在系统本身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匆匆投入商用的决策也是毁灭性的。差劲的服务、高昂的收费使得公司在宣布破产保护时才发展了2万多客户，而公司若要盈利则至少需要65万个用户。 三、营销观念落后 铱星公司在破产之前，其营销与运作存在一系列失误。如系统已经投入商业使用，而零售商们还未得到铱星电话机；客户有了需求。又没有顺畅的销售渠道来使之尽快得到满足；铱星的决策动机又向消费者传达了一个信息：铱星手机不是面向普通百姓的东西。这样，就失去了很多顾客。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个人卫星通信系统，其在理论上应是全球通信市场全面开放，由一个经营者在全球统一负责经营。而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从整个系统的建造到终端产品的生产，铱星公司只是扮演着一个投资方的角色，而不是直接参与运营，很多时候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债务危机雪上加霜 铱星公司运营不到一年，其公司股票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停牌”。而纷至沓来的到期债务又使公司的运营举步维艰。 1999年8月13日，铱星公司宣布破产保护。其最大股东摩托罗拉公司两次投入近10亿美金；2000年2月6日，移动电话业的大亨克雷格·麦克考牵头的投资集团也准备对铱星公司注资6亿美元，但2月中旬，日本第三大电信公司，铱星日本公司的最大股东DDI宣布关闭日本铱星公司。于是，克雷格宣布停止对铱星公司的资金援助；而摩托罗拉公司绞尽脑汁的资产重组方案也告流产。这一连串的致命打击将铱星公司推下了悬崖。 总而言之，铱星系统虽然代表了未来通信发展的方向，但因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市场、投入了错误的产品”，因而无可奈何地陨落了。 评点： 铱星陨落，令人扼腕叹息。它在移动通信领域的里程碑似的意义，却得到如此下场，令人深思。 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应该警醒：技术的超前性固然重要，但是它不能代替市场。像铱星这样的伟大创意，如果它只是给少数人“享受”的未来科技，缺乏大规模的普遍的市场需求也很难有强大的生命力。铱星对于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好看的花瓶。 因而，产品的准确市场定位是制约其生命力的关键因素。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跳舞也能跳出大富豪：跳舞毯热销中国世纪末的中国，流行的时尚千变万化，让人目不暇接。在其中，跳舞毯、跳舞机挟雷霆万钧之势，由南到北，转眼之间席卷了全国。从去年年底开始，就不断有来自广州、上海、无锡、南京以至北京等各地的消息说：“跳舞毯卖疯了！”据了解，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的柜台上，一个商家热销时一天能卖出200多条跳舞毯。紧跟着，跳舞机也火了起来，许多商场、游戏厅都安上跳舞机大把敛钱。一时间全国上下，均被“跳舞”两个字弄疯了。 乍一听，一块毯子也能卖火，让人难以思量，其实这中间自有玄妙。 一、日本人凭着聪明先得利 发明跳舞机的始作桶者是日本的KONAMl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60年代的日本游戏机厂商，过去一直排在日本游戏机行业的第四位，无法与任天堂、世嘉、南梦宫等公司相比，但该公司在发明了跳舞机之后，已成为该行业利润第一的游戏机厂商。 日本游戏机公司的通病是贷款比例高，它们为扩大生产规模而大举贷款，为了占领市场即使利润非常低也在所不惜。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几家大的游戏机公司逐渐支撑不住，纷纷裁员，一片退守势态。这给了KONAMI公司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公司规模较小，受到的冲击不大，它利用自己的闲余财力大肆吸纳其他公司裁员下来的软件开发人员，并在市场的一片萧条之中，开发出自己的新游戏产品——跳舞机，一投向市场即受到热烈欢迎。这之后，跳舞机连同其孪生姐妹跳舞毯迅速在韩国及我国上海、北京等地传播开来。 目前最流行的跳舞机是KONAMl公司推出的DDR机型，跳舞毯则是从跳舞机分化出来并经过改良之后的产品，由游戏软件及可以插在电脑上的跳舞毯组成，相对于跳舞机，由于价格低廉而颇受欢迎。 KONAMl为推出跳舞机，可谓大耗心血。为了组编机上的舞曲，他们特意推出一款音乐点歌机，免费提供给许多娱乐场所，并要求这些娱乐场所也不能收费，让消费者随意点播。当时，很多商家并不明白该公司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是当1998年KONAMI公司正式推出跳舞机时，大家才了解到：当人们点歌时，记录就已经传送回公司总部，经过统计分析，公司知道人们最喜欢什么舞曲，因此跳舞机的成功凝聚了不少智慧与汗水。 在北京西单商场的地下游艺厅里，两台新安装的跳舞机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少衣着新潮、前卫的少男少女焦急地等待着在跳舞机上一显身手。正在疯狂跳舞的女孩按照屏幕上箭头所指方向不停地在踏板上移动双脚，屏幕上的电脑模拟小人也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箭头踩得越准，舞技便越高，相比之下，游艺厅里的其它游戏机大都受人冷落。北京的长安商场、双安商场、崇文百货都已安上了跳舞机，双安商场还在厂商的鼓动下颇有兴致地举行了跳舞机表演大赛。 二、销售中的战国时代 跳舞毯热卖、跳舞机受宠。而眼明手快的大小厂商更是摩拳擦掌占领市场。根据目前情况，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大商家已割据一方，销售局面一片混战。 北京市场上共有十几个牌子的跳舞毯，但其包装上很少有明确的品牌名称，厂家地址，电话等。很多跳舞毯厂家实际上只是批发商，对别的公司的产品稍加改造，换个牌子而已。这么庞大的市场，鱼龙混杂，热火朝天的后面也潜藏着隐患。 美国莱利公司早在DDR刚在日本出现时就开始关注这一产品，由于对中国市场缺乏信心，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1999年，莱利公司当机立断，开始利用自己的力量组装跳舞机。该公司的董事长对该行业前景十分乐观，计划在北京的繁华地带开设一家拥有50台跳舞机的游艺厅，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设置不同的舞曲，使之成为像保龄球馆一样的健身场所。 国内著名家电企业裕兴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跳舞毯，他们的产品除能和电脑连接外，还可以和该公司推出的A＋VCD相连。看来，这一行业的市场大战已如箭在弦。 游戏机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近50年来，日本没有一家游戏机厂商倒闭，任天堂公司连续十几年人均创造利润居第一位，连微软都难望其项背。 小小一张跳舞毯，撬动了一个这么大的市场！值得深思！ 评点： 本案例给人的启示有很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每个人的身边都是无限商机，关键在于你能否把握得住。跳舞毯的风靡，有点类似于早年的呼啦圈、电子宠物之类的小玩意儿，有了好的创意，还得有个好的切入点和时机，否则也是白搭。 KONAMI公司也不是全凭机遇，在机器设计和舞曲选择上，他们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谓绞尽脑汁，但正因如此，才有大笔钱财滚滚而来！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世界第一”：中国VCD军情一、“万燕”开创市场 说到VCD，全世界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的名宇：他就是安徽万燕公司的总经理姜万勐。中国的第一台VCD机就出自“万燕”之手，世界上第一台家用VCD机也诞生于此。“万燕”让中国百姓认识了VCD，并开创了中国的VCD行业。因此，VCD的同行们送“万燕”一个当之无愧的荣誉称号“开国元勋”。但时至今日，“万燕”却像一个疲惫不堪的老农，倒在自己辛勤开垦的沃土上，其市场份额从100％跌到2％。于是，同行们又送给“万燕”一个颇为悲壮的称号“革命先烈”。 姜万勐大学毕业后分到安徽电视台搞技术工作，姜万勐将自己概括为“索尼的维修工”。1987年，他从“教授卖馅饼”得到启示，创办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1992年4月，姜万勐前往美国参加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他最强烈的感受是：世界的趋势从模拟技术转向数字技术。 正是在这次展览会上，美国C－CUBE公司展出的一项不起眼的技术——MPEG解压缩技术引起姜万勐的注意。由于图像信息在存储时所占空间较大，不经过压缩就必须用比较大的光盘来存储，成本昂贵。这就是LD大影碟迟迟走不进百姓家庭的主要原因，而12cm的CD盘存储量，只能存5分钟的图像，或74分钟的声音，不能满足人们一边看一边听的需求。姜万勐敏锐地感受到：MPEG技术意味着可以把图像和声音存储在一张比较小的光盘里，创造出一种物美价廉的视听产品。 C-CUBE公司的董事长孙燕生是美籍华商，两人一拍即合，将MPEC技术开发为电子消费产品，而当时世界上根本没有VCD这个概念。姜万勐当即投资7万美元，请C－CUBE公司做一种板卡。当年12月份，又投资50万美元，VCD影碟机诞生。看到实验室成果后，双方共同投资1700万美元成立万燕公司，各取姜万勐、孙燕生名字中的一个字。 1993年底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的VCD可行性报告中，非常准确地描绘了VCD的发展前景：这是在本世纪末消费类电子领域里，中国可能领先的惟一机会，而在此之前本领域没有一个中国人创造并形成产业。经过市场调查，姜万勐得到一系列数字：1993年中国市场上组合音响的销售量是142万台，录像机的销量是170余万台，LD影碟机是100万台，CD激光唱机是160余万台。当时的LD光盘是400－500元一张。姜万勐想：如此昂贵的东西在中国都有这么大的市场，那么我们做出的光盘比录像带便宜，价格只有LD1010％的VCD产品，每年销售量会达到200万台左右。 “万燕”的第一代产品在1993年9月面世并通过了国家鉴定。“万燕”生产的第一批1000台VCD几乎被国内外各家电公司买去做了样机，成为解剖对象。 开创一个行业谈何容易，姜万勐所面临的难题是软硬件要一齐开发。“万燕”在前期研究开发的投入是1600万美元，广告投入是2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百姓到了1994年底才逐渐认识VCD，而在这一年，“万燕”生产了几万台VCD，结果只卖出了2万台。由于前期投入太多，导致早期产品成本高达每台360美元，再加广告费用，在市场上每当VCD卖四五千元，却基本无利可赚。不仅如此，姜万勐还要开发碟片，总不能让老百姓买了枪而没子弹吧。“万燕”为此又向11家音像出版社购买版权，推出97种卡拉OK碟片。 “万燕”倾其所有财力，开创了一个市场，确立了独一无二的品牌，并形成了一套成型技术，独霸VCD天下。假如姜万勐再有一定财力作后续支撑，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机成本，填补正在发育的市场的每处空白，那么万燕将是中国响当当的VCD之王，独主沉浮。但是，就在姜万勐发展时期，他的财源已经枯竭。他去弄贷款，但民营企业的帽子，让他磨破嘴皮却以徒劳告终。他与人合资，几乎与长虹集团谈成，但受到层层阻挠，潜在的理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让姜万勐最痛苦的是，眼睁睁地瞧着自己打下的天下被别人一块块瓜分，他不仅无力回击，连自身也难保。市场无情，不进则退。到1996年最悲惨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全国VCD销量600万台，而“万燕”已萎缩到无货可销。也就在这一年，“万燕”被同省的美菱集团重组，成为美菱万燕公司，姜万勐由此成为“不自量力”的悲剧人物。姜万勐只有咽下万般苦水，凝聚成一声长叹：“良机不再，错过机会了。” 二、“爱多”后来居上 时不我待，就在“万燕”打天下却难以一统天下之际，中国VCD进入群雄并起的时期。“万燕”让中国百处认识了VCD，但摘桃子的却是深谙市场秘诀的广东人。由于VCD整机组装对技术要求不高，其机械运动部件不多，只需将几块集成电路板用螺丝拧上，知道哪根线插在哪儿，看上10分钟就能学会。因此内行人称：“一把螺丝刀就是一个组装厂。” 组装技术简单，不需要多少投资，没有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市场已经打开，广东又是散件水货的聚集地，几个因素凑到一起，VCD组装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于珠江三角洲。同时，在广东VCD元器件的配套系统也应运而生，专门有人提供线路板，专门有人提供机壳。不出方圆25公里，生产整机所需的元器件均可配齐。 群雄并起则鱼龙混杂。学一天就能会的技术，投几万元就能干的事，于是在广东出现“昨天杀猪，今天生产VCD”的现象。“床板工厂”遍布珠江三角洲，一个人一天可以组装10台、20台，一家老少一天就能装出几十台。市场火爆时，每台机器赚100元、一天就赚几千元钱。市场疲软时，一台只赚10块就出手。在广州VCD机批发一条街的厕所里，贴满VCD机的促销广告。 在这一时期，营销最成功并迅速崛起的是“爱多”。爱多公司总经理胡志标1997年才28岁，中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厂做工。1993年2月，胡志标在一本电子杂志上，首次了解到MPEG数字解压缩芯片技术，这几乎与姜万勐同步。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尽管胡志标心中汹涌着创业的波涛，但他还是冷静地等待时面。1995年4月，在“万燕”耗巨资推出第一代VCD产品后一年，并因此精疲力尽之时，胡志标筹集80万元的资金，在中山市东升镇成立“爱多”公司。“爱多”取意于一句歌词“每天爱我多一点。”6个月后，胡志标利用进口散件，迅速生产出整机，省却大量研究开发和前期市场推广费用。胡志标强调：“爱多”不会去做前期的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工作，而是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再开发。这是“万燕”留给我们的教训。 “爱多”最初起家时，也就几十个人，月产量一二千台。在鱼龙混杂中“爱多”能够脱颖而出取决于营销战略。胡志标没有满足于赶上潮流，赚一把是一把，他要创出品牌。 1995年11月，“爱多”广告跳进中央电视台。随后，又以420万元的价格请影视巨星成龙拍广告，后期制作又投入近百万。1997年又以2.1亿元巨资夺取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如果把“爱多”与“万燕”作比较，两家同样投资五个亿生产VCD，但效果截然不同。“万燕”创造了vco，但资金沉淀于技术开发和开拓市场阶段。“爱多”卖出了VCD，销售的丰厚回报又滚滚回到“爱多”腰包。 1996年10月，靠卓有成效的营销壮大的“爱多”先发制人，每台VCD降至2000元左右，拉开了中国VCD行业降价的序幕，1997年6月，“爱多”经过严密策划，推出“阳光行动”。经过A计划、B计划两轮降价，“爱多”VCD系列产品的价格累积降幅已迫近45％。 据原电子部一位官员透露，“爱多”的“阳光计划”的直接起因是：“爱多”一度产大于销，仓库里积压了20多万台成品，压占了2亿元的资金。“爱多”此举，不仅把积压产品销售一空，还在市场淡季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火爆局面，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后来，爱多走向多元化经营，决策失误，资金周转困难，被迫停产，这都是后话了。 三、行业发展面临挑战 VCD影碟机在中国上市不过3年，却迅速赢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从1996年开始，国内VCD市场呈现“爆炸式”增长，销售量从1995年的60万台猛增至1996年超过600万台。1997年势头更猛，VCD的市场销售量达到1000万台。 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国内VCD市场自去年以来的急剧膨胀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对于一种新产品，消费者需要一个了解、认识的过程。在绝大多数人还不知其为何物的条件下，任何产品都难以形成气候。而VCD自1993年在市场出现之后，历时3年，已为一种融视、听、唱为一体的家电新产品，因其功能独特、价格适当，当然会受到众多消费者青睐。另外，在VCD刚进入市场不久曾有过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VCD只是一种过渡产品，很快将被更先进的DVD所取代。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购买VCD的兴趣。而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DVD至少在几年之内不可能替代VCD，VCD和DVD是相互并存的产品，因此，VCD的市场购买力得到了释放。 如果把中国VCD发展历程放在全球范围看，中国成为VCD第一大国，不是实力超群，而是抓住了一次机遇。1993年，中国VCD的技术开发完全与世界同时起步，尽管日本公司开发得稍快，但日本人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们认为VCD是一个介乎录像机和DVD之间的过渡产品，其技术寿命不过四五年，市场潜力有限，何况在日本市场上LD（大光碟）与VCD功能基本相似，而且市场正红火，没有必要大力开发VCD。日本人的判断失误，给中国VCD的发展留下一个相对纯净的空间。 面对这个生机勃勃的市场，一些跨国公司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正在东芝公司修改自己的软件，以生产适合中国国情的纠错能力强的VCD。菲利浦公司也研制出1000元左右的VCD，与国产机一争高低。韩国三星、大宇等公司也以新产品、低价格的VCD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占领60％的市场份额。另外，1996年12月，日本松下公司的DVD先期登陆上海，观者如潮。时隔3个月，韩国三星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DVD，并做了大量广告。尽管目前这些产品的销量较少，而外国公司并不气馁，他们一致认为，DVD由于具有的高清晰度、超大容量、更高音质和可长久反复使用等明显优点，它必将全部代替目前的LD、CD和VCD。 相对而言，中国虽是VCD生产大国，但不是强国，VCD的主要元件如解码芯片等全部依赖进口。至于要发展DVD，现在连光头、芯片等都要从外商手里购买，而中国厂商实际遇到的是外商对这一市场的联合封锁，其目的是要垄断中国市场。中国VCD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与挑战。对国产VCD机市场态势颇有研究的天利公司总经理程振国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国用4年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VCD生产国，但实际上却明显底气不足，也就是说中国还不是一个VCD的生产强国，这不仅表现在每个企业相对于世界电子巨头都显得势单力薄，而且行业的整体技术开发能力又难以形成。于是，大多数企业希望，把VCD价格稳定在一个较高价位，企业以丰厚利润攒足后劲，加强技术开发能力，以技高一筹取胜，这是一厢情愿。因为拥有强大资本和雄厚技术的国际大公司，一夜之间会毁掉这种小投入小开发的思路。” 程振国坦言：“中国VCD企业基本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不能习惯于资本滚雪球的积累方式，无论现在想联合限价还是降价促销，都不能想通过销售产品赢得利润来积累资本，这是产品经营的老思路。而在现代的产业发展思路中，人们越来越注重产权经营和资本运营。目前，国内有许多资金正在寻找投资项目，如果有一家大企业进入VCD行业，利用VCD企业正进入新陈代谢之机，迅速重组一批VCD中小企业，把它们变成分布各地的加工厂，结成以资本为纽带的联盟，同时以雄厚资本注入技术开发，那么，中国VCD行业目前的两大优势便可占尽，即利用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国，积聚实力确立品牌，然后进军世界。” 评点： 对比万燕和爱多的发展战略，我们不难发现其显著差异。万东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VCD，倾其财力，开创了市场，确立了品牌。但最终落了个“革命先烈”的称号，其战略失误在于在生产研制环节投入过多，以至于无力在市场营销环节上下功夫；又不能获得有效的财力支持。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后起之秀爱多等VCD企业将自己苦心经营的市场瓜分掉。反观爱多VCD，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自然省了很多钱，精明的爱多在营销策略上大下功夫。又是标王，又是成龙，其丰厚的销售回报滚滚流进爱多腰包。 虽然爱多的竞争策略高万燕一筹，但基本是在同一层次的竞争，正如本案例所讲的，中国是VCD生产大国而不是强国，如不抓住机遇，在技术上和发展思路上有所突破，那么类似于爱多这样的VCD生产企业的衰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通用电气：战略计划的制定与演变通用电气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电器公司。该公司拥有职工近40万人，制造、销售和维修的产品约13万种，其中包括飞机引擎、核子反应堆、医疗器械、塑料和家用电气等，业务范围遍及144个国家和地区。1978年，公司的销售额约达200亿美元，利润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40％来自国际市场。 一、战略计划的由来 由于通用电气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样化，公司在经营管理上，面临着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冒一定的风险使利润迅速增长，还是使利润持续不断地低速增长？二是需要一个分权式的组织机构以保持组织上的灵活性，还是建立一个集权式的组织机构以加强对整个公司的控制？三是如何对付环境、技术和国际等方面的新挑战？经过研究，公司选择了利润高速增长的经营战略，这意味着即使在经济下降时期；也要使利润持续不断地增长。为了做到这一点，该公司在业务上保持了多种经营方式，以抵消经济危机对某些业务的影响。为此又需要一个分权的组织机构，以促使下属各单位不断地改进经营管理并使利润增长。但是，怎样管理这样一个机构，并对付来自环境、政治、经济、技术和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呢？通用电气公司的答案是需要制定战略性计划。 在6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有一个高度分权的利润中心结构。这种结构共分四层，最下层是事业部，共有175个，每个事业部都有一个利润中心。这些事业部由45个部管辖，45个部又由10个大组管辖，这10个大组形成最高管理层，它们向公司最高办公室报告工作。最下层的部门的销售额，一般不超过5000万——6000万美元，如果超过这个限度，这个事业部就分为两个事业部，当时，通用电气公司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哲学是控制幅度，这个幅度要“小到一个人足以管理的程度”。这套高度分权的利润中心结构，在60年代曾大大促进了公司的发展。 随后通用电气公司碰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公司的销售额大幅度增长了，但每股的红利并没有随着增长，与此同时，公司的投资报酬率也下降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①由于事业部数目的猛增，事业部之间在竞相使用各种资源时发生了重复。②在60年代的繁荣时期，没有对公司各下属企业的前途进行充分的比较就进行投资，而实际上并非所有下属企业都需要投资。有些企业应该尽力使其利润不断增长。但由于这些企业可能在将来被淘汰，因此，不需要大量投资，而另一些企业因为很有发展前途，则应为其今后的发展进行大量投资。 鉴于上述情况，通用电气公司开始革故鼎新。从70年代初期开始、公司开始制定战略性计划，并建立了一套制定战略性计划的机构、程序和原则。 二、制定战略计划的机构、程序和原则 从组织机构上来说，通用电气公司在传统的事业部和大组的机构上，又建立了一种制定计划的机构——战略（计划）经营单位。这些经营单位的规模不一，大组、部、部门都可成为战略经营单位。在全公司共建立了43个战略（计划）经营单位。从定义上来说，一个战略计划经营单位，必须有一致的业务，相同的竞争对象，有市场重点以及所有的主要业务职能（制造、设计、财务和经销），所有这些都由战略（计划）经营单位的经理负责。在建立了战略计划经营单位之后，通用电气公司就形成了双重机构和双重任务，即新建的战略（计划）经营单位是计划机构，其职责是制定战略，原有的组织机构的任务是执行战略。 这种把生产组织和计划机构分开的思想，也应用在其他方面。例如，生产食品加工设备、特种电子元件和特种变压器的。个部和事业部被划入一个工业零件大组，但在这些产品之间并没有战略上的共同点。每个部和事业部都在它独特的领域内进行生产，每个部和事业部都是一个战略（计划）经营单位，并制定自己的战略性计划。但是，将这些部和事业部和划进工业零件大组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在生产上进行控制，而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制定计划的机构。 建立了制定战略机构之后，下一步就是采用一种制定计划的程序。制定战略计划的程序，主要是靠一步一步地进行分析，例如，当观察外界环境时，通用电气公司考虑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发展趋势，在过去和将来如何影响到市场、顾客、竞争对手和供应厂商，并由此可找出发展机会和对公司的威胁。当分析到本公司的资源时，应考虑到本公司酝酿、设计、生产、销售、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能力，由此可以找出本公司的强点和弱点。当分析到企业目标时，应考虑到公司股东、贷方、顾客、雇员、供应厂商、政府和社会的期望，并辨别出每一个因素如何指导或限制着企业的发展。总之，这个过程所强调的是进行全面的分析，在分析时将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该公司认为，经过这种分析，就会出现非常有效的战略。 例如，在6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的机件维修业务部的任务，仅限于修理本公司在美国卖出超过保修期的电动机、变压器和断路器。在制定了战略计划之后，这个部将业务扩大到非通用电气公司产品、非电气产品和外国产品的修理方面。这样做的结果，就使这个部的业务扩大到了全世界，在过去5年中，年销售额和利润都增长了20％以上。 再如，通用电气公司现在在向市场供应喷气式飞机的引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由于公司生产了适销对路的产品，而能够生产对路的产品，又是由于进行了周密的环境分析的结果。经过分析，公司认识到飞机引擎的发展周期是5年多，还认识到今天对噪音程度、化学污染、燃料节约、第一次生产成本、服务能力等方面的全面要求，已大大不同于70年代初期了。通用电气公司认为，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综合考虑，应归功于战略计划的制定。 制定战略计划过程中的各个分析步骤，也使通用电气公司找到了发展业务和进行多样化生产的机会。通用电气公司下属的战略计划经营单位下决心兼并了考克斯广播公司，这使得通用电气公司，在广播和可视电话方面有了新的市场。公司之所以如此快地进行这次兼并，是由于通过战略性的分析，预计到在这方面有发展机会。 同样，对犹他国际公司的兼并，也是出自战略上的考虑。这次兼并使得通用电气公司加强了自己在能源和工业原料供应方面的地位。 在采用了上述制定战略计划的程序之后，还需要规定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则，以保证计划的制定。这些原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所有管理人员都要参与战略计划的制定和学习。通用电气公司的320名高级管理人员，要集中4天时间研究和制定战略计划。428名未来的计划人员，要集中用2周时间全部完成战略计划的制定工作。在全公司1万名各级经理人员，要接受一天了解战略计划的视听训练。公司认为，这样做的时间代价虽大，但却是成功的关键。 （2）制定计划时间表，以便对各种战略计划进行检查，并通过预算对不同的发展机会分配公司的资源。对战略计划的审查是为了使其付诸实施，通过预算对不同的发展机会分配资源，是为了从物质上保证战略性计划的实施。 （3）用投资矩阵图（又称业务屏幕）来声明投资的轻重缓急。每年通用电气公司都用上述矩阵图安排自己的投资。战略计划经营单位用顶上的横轴估价工业的吸引力，用边上的纵轴来估价自己的企业在该行业中的竞争。对投资增长类的企业在投资时予以优先照顾，对选择增长类的企业（即还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企业）在投资时排在第2位。而对选择盈利类则要求它们在投资同利润之间保持平衡。对业务萎缩类的企业，则逐渐撤回投资。 公司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衡量工业的吸引力和企业本身的力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应用了多种因素估计表。 对于外界各因素和企业本身的力量有了精确的估价后，战略计划经营单位的经理就有了做出投资决策的信心。 （4）对战略计划经营单位的经理人员实行奖励制度。对于战略计划经营单位经理人员的考核，主要是看这些经理人员对通用电气公司的全面贡献如何。对投资增长类的企业经理人员来说，当他们的行动和计划能为全公司带来长远利益时，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奖励。另一方面，对于业务萎缩类企业的经理人员来说，奖励的多少主要是看这些经理人员能否在短期内为公司赚到更多的利润。把奖励与战略性的任务联系起来，有助于克服那种不顾企业本身的实际潜力而使业务盲目扩大的倾向。 三、90年代的战略管理 通用电气公司在80年代制定战略计划所取得的成功，促使公司走向90年代的战略性管理。 为了应付迅速变化的外界环境，公司将保留计划机构和生产组织这种双重机构。为了应付日益扩大的规模，公司建立了一个新的管理层——大部。这个管理层介于公司执行办公室和每个单独的战略计划经营单位之间。全公司共分6个大部，即：消费品和服务大部、工业产品和零件大部、动力系统大部、国际部、技术系统材料大部和犹他国际公司。其中规模最小的犹他国际公司，年销售额约为10亿美元，其他大部有些年销售额超过40亿美元。大部的经理人员对下属各战略计划经营单位的经营好坏负有责任。大部经理人员负有审查下属各战略计划经营单位的战略的责任，并负责制定大部战略。大部的战略不仅包括向各战略业务单位分配资源，而且还要在各战略计划经营单位所主管的业务范围之外制定业务发展计划。为了处理更加复杂的情况，公司已将原来在一个管理层制定战略性计划的做法，扩大到若干管理层制定战略性计划，甚至在不同的业务之间制定战略性计划。现在公司除有40－50个战略（计划）经营单位的计划之外，还有6个大部的战略性计划和 1个全公司的战略性计划。这些上层的计划不是下层计划简单的综合。每个管理层的计划都有不同的范畴。例如，如果整个公司的增长指标要快于国民生产总值，那么消费品和服务大部的增长指标，就应该快于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消费品部门，生产电视机的战略计划经营单位的增长指标，就应该快于整个电视工业。公司认为，不同范围、新增添的价值和统一的指标，这三者是制定多层次战略性计划的中心思想，也是在统一的指标下进行分权管理的中心思想。 处理复杂业务的第二个办法，是在多种业务之间制定战略性计划，其形式之一是制定资源计划。在公司和大部一级，公司对各种不同业务部门的职能——财务、人事、技术、生产和销售等进行观察，以求找出节省资源的方法。 在各种业务之间统一计划的第三种形式是进行国际协调。通用电气公司正试图将世界范围的计划协调起来，并采用一种正式的程序去进行协调。 通用电气公司认为，从70年代的分权管理发展到80年代的战略性计划的制定，又发展到90年代的战略性经营管理，由于这种管理制度的演变，适应了公司规模和经营多样化的发展，因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利益。为了管理像通用电气公司这样规模巨大的和多样化的企业，公司还在继续研究新的管理方法。但公司认为，管理程序、管理结构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有一批经理人员，这些处于各阶层的经理人员能够从战略上去思考问题。 评点：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作为一家全球性的大公司，在其战略管理方面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 1、制定战略计划：通用电气公司制定战略计划是根据公司面临环境的变化和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这一点可从其选择利润高速增长战略和分权组织结构表现出来。 2、制定战略计划的机构，程序和原则：有了战略计划，并不等于一切都成功。其实施机构和实施程序、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改进的过程。 3、变化的战略管理：通过比较分析通用电气公司在70、80、90年代的不同的战略管理。我们可看出，战略管理的制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同的形势下，需要重新制定发展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巨人的困境1991年春，珠海巨人新技术公司诞生时，史玉柱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然而，仅仅6年之久，即1996年底，巨人集团的产量全面萎缩，员工停薪两个月，大批骨干陆续离开，巨人集团陷入困境。分析巨人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虚弱 可以说巨人集团从1989年到1992年的腾飞是靠创业精神支撑而发展起来的。遗憾的是，在企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没有相应建立起完善的企业制度和科学的管理体系。随着资产规模的急剧膨胀，巨人集团管理上的隐患也日益暴露，整个集团的管理浮躁而混乱。史玉柱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运动员超极限的训练，必然伤痕累累”。 实际上，在产业多元化初期，史玉柱就意识到了公司的管理隐患，他在公司1994年元旦献辞中说：“我们创业时的管理方式，如果只维持几十人状态，不会有问题。但现在的管理系统，不可能运作规模更大的公司。巨人公司正向大企业迈进，管理必须首先上台阶”，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集团当时存在的问题，创业激情基本消失、出现大锅饭机制、管理水平低下、产品和产业单一以及市场开发能力停滞。但是，仅仅意识到问题，而不能发现问题之症结所在，并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企业仍然会向危险的境地继续滑坡下去。巨人集团在规模迅速膨胀的同时，内部管理虚弱。原本就薄弱的管理基础，再加上领导体制、决策机制、企业组织、财务控制、员工管理等诸多方面都不能适应集团发展的需要，企业陷入困境只是早晚的事。 二、缺乏资本运作的经验，不能有效地利用财务杠杆 房地产业必须有坚实的金融资本作后盾。但令人瞠目的是，巨人大厦从1994年2月动工到1996年7月，未申请过一分钱的银行贷款，全凭自有资金和卖楼的钱支持。到1996年下半年，资金紧张时，由于缺乏与银行的信贷联系，加上正赶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巨人陷入了全面的金融危机。巨人将银行搁置一旁的理由是以为可以依靠生物工程方面源源不断的销售回款来支持大厦的建设资金，认为“帐上的钱花都花不完”。1996年下半年，巨人大厦急需资金。史玉柱作出了抽调生物工程的流动资金，去支撑巨人大厦建设资金的决定，把生产和广告促销的资金全部投入到大厦，结果生物工程一度停产。从资金运作角度，史玉柱犯了大忌。 三、缺乏科学决策体系和权力约束机制 史玉柱曾经成功地将知识转化成了商品，又变成了资本，但他却没有把巨人变为一个现代企业。当史玉柱的产业越做越大时，自己倍感驾驭庞大集团的吃力。1994年初，巨人集团发生管理危机，史玉柱曾宣布从管理第一线上退下来，请北大方正集团总裁楼滨龙出任巨人集团总裁，公司实行总裁负责制。但实际上企业决策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巨人显露危机后，种种矛盾全部聚积于史玉柱一身。史玉柱后来反思道：“巨人没有及早进行股份化，直接的损失是最优秀的人才流失。更严重的后果是，在决策时没人能制约我。以至形成家长制的绝对权威，导致我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 巨人集团也有董事会，但形同虚设。史玉柱手下的几位副总都没有股份，在集团讨论重大决策时，他们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也无权干预史玉柱的错误决策。因此，在巨人集团的高层没有一种权力制约，巨人集团实行的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机制。” 对于巨人集团的危机，史玉柱承认两点：一是决策失误，摊子铺得太大；二是管理不善，经营失控。显而易见，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已进入内部机制变革的时代，它们必须痛苦地告别一人包打天下的时代。 评点： 1、企业的成长也有生命周期，成功的企业能迅速进入成长期，不断延长其成熟期。一些企业在其迅速成长的黄金时期，在企业发展方向上热衷于“赶浪头”、铺摊子、上项目，没有经过细致的市场分析和投资分析，没有从企业的自身优势、可能性出发，缺乏对未来发展形式的冷静思考和总体把握，盲目涌向高利行业，加上决策体系不合理，对市场和行业技术经济信息的收集、分析不足，最终使企业陷入了经营困境。 2、管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一定程度上讲，企业管理水平是一个企业综合素质的体现。不少企业发展到这一阶段时，企业的资金、人员、市场等都有了一定规模，然而管理水平却与企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在企业的组织机构设置、财务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的配备等方面都不能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企业资金和人员失控的现象，管理“短腿”导致了企业的崩溃。因此，在体制条件逐渐宽松的今天，重视管理应成为我国企业的共识。 3、完善的公司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决策体系和健全的权力约束机制。现代大企业中，一般采取纵向授权制，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经营者行为必须有健全的制度约束，不仅要有所有者的约束、社会约束、而且要有债权人监督和来自企业内部员工的民主监督。各级经理人员的产生必须有法定程序，其责任和权限必须有制度保证。 国际企业管理学博士：应帅 四通利方引进国际风险投资据《中国外资》1998年2月报道：1997年10月，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预定的发展计划，宣布吸收了650万美元的国际风险资本。被誉为中国软件业新星的北京四通利方，以一次高难度的腾飞，演绎了一个软件业走向国际资本大舞台的神话。 创建于1993年底的北京四通利方公司，是四通集团与香港利方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创建的计算机软件开发、生产与销售的专业企业，注册资金只有500万港元。四通利方公司成立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在研究开发、市场销售和管理决策等方面强有力的核心企业，并拥有一支由年轻的博士、硕士和大学生组成的技术开发队伍。该公司推出的Richwin系列产品首次实现了中文系统软件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多平台移植，具有很强的系统兼容性。由于技术水平领先，产品性能优异，被列入1995年国家级火炬计划和北京市“九五”技术改造计划，取得了市场上的巨大成功。 就是这样一个中国软件行业的新秀，由于注册资金太少，没有房产，在现行的商业银行贷款抵押制度下，难以得到银行的贷款支持，一些好的项目没有资金难以开展，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资金从何而来？“东方不亮西方亮”，国际风险投资是一条重要的渠道。美国的风险投资家正是看中了四通利方的技术实力，应变能力、市场战略和内部管理水平，决定对该企业进行风险投资。 1997年10月，美国华登国际投资集团等三家著名的国际高科技风险投资集团与四通利方签下投资合同，同意四通利方原有850万美元的资产评估值，并向四通利方增加6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同时保留总值10％的股份作为期权给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 四通利方能够赢得国际风险投资的青睐，有赖于公司决策者的未雨绸缎。从1995年的下半年，正当四通利方产品路线基本成熟、市场运作初见成效之时，他们就开始大胆构思国际化改造计划，其目标是通过吸收引进国外先进软件公司的内部机制和管理经验，为公司的大规模发展奠定基础，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并争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市。为此，公司组织人员到风险投资最发达的美国硅谷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聘请位于硅谷的著名高科技投资银行——罗伯森·史蒂文斯公司作为本公司的投资顾问，参照美国硅谷的标准对公司战略、人员结构和企业财务作了全面考核，并及时抓住机遇，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商业发展计。四通利方目前是Lotus、Borland中国软件中心，是Corel的中国代理，也是IBM Oracle公司的系统集成商，在国家科委863计划中中标，并成为“Internet网络应用平台”项目的集成单位。 四通利方通过国际化的风险融资，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并获得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评点： 1、风险投资是指具有高风险性项目的资本投资。这种投资有两大特点：一是高风险，二是高收益。由于风险投资是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所以一般要寻找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是风险最大的产业之一，而一旦成功，则能获得非常高的收益回报。巨额的利润吸引着风险投资家们争相冒险。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是国际风险投资看中四通利方的地方。 2、要想获得国际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必须在技术、市场和管理等各个方面做好融资的文章。四通利方在技术方面拥有中文软件开发的优势，市场开拓很富有成效，特别是在预装软件市场上的成功，表现出了巨大的市场开拓力，注意引进国际现代化公司的管理规范，这是赢得风险投资的三个必要条件。此外，他们注意主动同美国硅谷的高科技投资银行取得联系，能够赢得信赖，这是国际风险融资的充分条件。有了这些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获得国际风险投资就不再是遥远的梦了。 货币银行学博士：李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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